诚然，维新派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代表"，是社会上的进步力量，但是，他们否定反洋教斗争的观点是不是他们的进步性的表现呢？我认为是值得怀疑的。
    赵春晨列举的维新派否定反洋教斗争的理由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认为这种斗争"不仅不能达到抵制洋教势力扩张目的，反而会给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干涉和侵略造成口实，招致更大的民族危机"。著名维新派人物皮锡瑞曾以胶州湾事件为例说，"只因杀彼教士，除办凶手、出恤银、赔兵费外，更以胶岛百里租与洋人，山东一省亦为所制。"认为反洋教斗争是"祸及桑梓，忧贻国家"。[18]维新派的这种观点被一些学者赞为"很有见地"，其实，这并不是维新派的"独到见解"，以妥协媚外著称的袁世凯和以顽固排外著称的刚毅都发表过这类言论。袁世凯在1899年7月4日奏折中提出的否定反洋教斗争的理由就是："民间多一教案，即公家多一亏损，该夷又得一进步。是良民之欲报复乎教民者，反足以贻累于公家而挑衅于强敌。"[19]刚毅在"劝谕"义和团"各散归农"时也提出："洋人为中国之害，孰不知其难容，然非今日所办之事。今日戕害，徒然上累国家。"[20]这类观点不仅当时在中上层社会中颇为流行，而且至今仍颇有影响。
    从现象上看，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的确常常成了外国发动侵略的口实。例如，禁烟斗争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口实，巨野教案是德国强占胶州湾的口实等等。但是，只要认真研究一下历史便可看到，发动侵略的口实不等于发动侵略的真正动因。事实上，在这些口实出现以前，侵略者早已在策划其侵略行动。如果没有这些口实，侵略者也会寻找或制造别的口实以实施其侵略计划。就胶州湾事件而论：早在1894年，德国即开始策划在中国沿海夺取一处地方作为其侵略基地，并把胶州湾列为优先考虑的地点之一。[21]1895年底，德国公使已试探性地向清政府提出租借一处地方作为军港的要求。[22]1896年，德国外交大臣就此问题与李鸿章进行了谈判。[23]1897年6月，德国初步选定胶州湾为夺取对象。[24]1897年8月，德俄就胶州湾问题进行谈判，俄国表示同意德国军舰进入胶州湾。[25]1897年9月，德国通知清政府，德国军舰将"在今冬必要时停泊于胶州湾。"[26]以上事实说明，德国出兵胶州湾是蓄谋已久并且在1897年11月的巨野教案以前早就决定了的。无论发不发生巨野教案，德国都要采取这一侵略行动。当时，维新派并不知道德国的预谋，更不可能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他们误把胶州湾被占归咎于巨野教案是不足为怪的。但时至今日，一些熟知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仍然赞同维新派当年的看法，这就有些令人难解了。
    至于说反洋教斗争"不能达到抵制洋教势力扩张目的"，这的确是事实。但是，以此为理由指责和否定反洋教斗争则是不公正的。当时，中国还没有一种力量能完全制止洋教势力扩张，而反洋教斗争则是唯一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洋教势力的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外国教会势力本身并没有能力与反洋教斗争抗衡，他们主要的应对手段是向清政府施压，借清政府之力把反洋教斗争压下去。反洋教斗争之所以"不能达到抵制洋教势力扩张目的"，首先应归咎于清政府惧外媚外，袒教抑民。维新派和现今的一些学者一方面赞赏清政府袒教抑民的政策，一方面又指责反洋教斗争不能抵制洋教扩张，这种态度很难说是公正的。
    维新派指责反洋教斗争"不能达到抵制洋教扩张目的"，那么，他们自己是否能拿出更有效的办法呢？赵春晨说："维新派所设计的对策是'尊孔教'和'定教律'两条。"[27]"尊孔教"，是企图用封建的思想武器来抵制洋教，这不仅是无效的，而且有明显的保守色彩，与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守旧官绅鼓吹的用"儒教"、"圣道"来抵制洋教并无实质区别。"定教律"则是企图在不进行反抗斗争的前提下通过谈判要求帝国主义放弃传教问题上的侵略特权，这无异与虎谋皮，痴人说梦，丝毫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事实上，清政府早就在这方面作过一些努力，但都是徒劳而已。总之，维新派的对策同样"不能达到抵制洋教势力扩张目的"。如果一定要在反洋教斗争与维新派对策之间比较短长的话，那么，反洋教斗争毕竟使洋教势力受到了一些打击，而维新派的对策则连这样有限的作用也起不到。我们对维新派不必苛求，也不应一味抬高维新派而贬斥反洋教斗争。
    维新派否定反洋教斗争的另一重要理由是它"不利于中国的变法维新"。他们认为，中国应抓住和平时机变法维新，而反洋教斗争会招致外国入侵，断送维新事业。皮锡瑞在戊戌春写道："计此一二年内，西人未必即窥湖南。将来诸事办成，民智开通，或可冀其不来；即来，而我属文明之国，不至受其鱼肉。特不可以闹教，一闹即彼必至，我势（事？）尚未办好，大势去矣！"[28]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看法"很有见地"，并对湖南维新派"为着争取维新变法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不惜对已发生的反教事件采取镇压措施"表示赞许，认为这是"从当时民族危机严重和维新变法的大局出发"的正确态度。[29]
    我认为，维新派的上述看法和态度是不足称道的。甲午后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资本主义列强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必然加强殖民侵略；二是列强通过甲午之战认定清政府既无能力又无勇气反抗外国侵略。皮锡瑞等维新派人物却把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视为招致外国侵略的主要危险，这很难说是什么"很有见地"的见解。他们认为，只要不发生反洋教斗争，"一二年内"即可"诸事办成，民智开通"，成为"文明之国"，这种想法也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维新变法即使在最顺利的条件下也绝非一二年内所能完成。至于对维新事业的真正威胁，也并非来自反洋教斗争，而是来自以西太后为首的实权派。维新派对侵略者妥协，对反洋教斗争镇压，都不可能挽救"维新变法的大局"。这绝不是维新派"进步性"的表现，而是其局限性的表现。
    维新派否定反洋教斗争的另一理由是它违背了"信仰自由"原则，这更是浅薄的书生之见。郑观应在甲午前即已指出，中国历来并不排斥外来宗教，"如回佛诸家，亦在包容之列"。基督教之所以受到民众反对，只是因为教会势力欺压平民。若能做到"民教一律，务持其平"，"良民何至仇视哉！"[30]维新派不看问题的实质，抽象地谈论"信仰自由"，其见解远不如当年的郑观应。
    总之，维新派否定反洋教斗争的上述理由是站不住的。当然，反洋教斗争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存在明显的盲目性和落后性，这是毋庸讳言的。作为当时的先进力量的维新派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担当民众自发斗争的引路人，而是站在民众斗争的对立面去反对它，这是历史的悲剧，而没有什么值得赞扬之处。维新派的错误认识和态度有其历史原因，不必加以苛责，但是，我们也不应停留在当年维新派的认识水平上，把他们的错误也视为正确。
    注释：
    [1]《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P497。
    [2]《近代中国教案新探》黄山书社，1993年版，P1。
    [3]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P410。
    [4]王明伦编《反洋教书文揭贴》P392。
    [5]《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P165。
    [6]《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三），P119。
    [7]丁日昌《抚吴奏稿》卷六，P37。
    [8]《义和团档案史料》上，P28。
    [9]《山东义和团案卷》上，P181。
    [10]廖一中《'扶清灭洋'思想与教案》见《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出版，P22，30，31，23，30。
    [11]台北精华印书馆《教务教案档》第二辑，（一），P541。
    [12]王明伦编《反洋教书文揭贴选》P108-109。
    [13]台北精华印书馆《教务教案档》第四辑，（二），P694。
    [14]王明伦编《反洋教书文揭贴选》P127。
    [15]王明伦编《反洋教书文揭贴选》P93。
    [16]刘泱泱《周汉反洋教述论》（见《近代中国教案研究》）、《近代湖南绅士与教案》（见《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17]见《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18]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抄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二条，三月初四条，转引自刘泱泱《近代湖南绅士与教案》。
    [19]《义和团档案史料》上，P28。
    [20]《义和团档案史料》上，P140。
    [21]《德国外交文件选译》第一卷，P8。
    [22]《德国外交文件选译》第一卷，105。
    [23]《德国外交文件选译》第一卷，112-114。
    [24]《德国外交文件选译》第一卷，135。
    [25]《德国外交文件选译》第一卷，140。
    [26]《德国外交文件选译》第一卷，141-142。
    [27]前引赵春晨文。
    [28]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抄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二条，三月初四条，转引自刘泱泱《近代湖南绅士与教案》。
    [29]刘泱泱《周汉反洋教述论》（见《近代中国教案研究》）、《近代湖南绅士与教案》（见《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30]《郑观应集》上，P406-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