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将义和团的反帝斗争精神视为中国的"民情"、"民气"、"民族思想"。义和团那种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斗争精神表明，帝国主义列强若想瓜分中国，就必然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不将中国人"屠戮过半"，就不会有"安枕之时"[18]。"象庚子年发生的义和团，他们的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要排除欧美的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义和团的勇气始初是锐不可挡的"。在杨村一战中，义和团虽然遭到帝国主义八国联军的血腥枪杀，"血肉横飞"，"伤亡枕籍"，"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19]。对义和团的历史功绩予以高度的评价。
    孙中山是那个时代先进的中国人的杰出代表，他虽然高度赞扬义和团那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斗争精神，但绝不欣赏其愚昧无知的笼统排外和落后的斗争手段。他在《民权主义》第五讲中，批评了义和团用大刀长矛去抵抗八国联军的枪炮是"对于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20]。义和团若肯舍弃落后的武器，采用新式枪炮，就一定会给侵略者以更沉重的打击。
    孙中山虽然对义和团的认识较为正确，但也不乏错误和偏见。他称义和团是"野蛮暴乱"[21]。对义和团的起因缺乏正确的认识，无视当时的历史事实，认为义和团"惑于莫须有之分割致激成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22]。义和团的排外精神是"满洲人所扶育起来的"，义和团运动的首领"不是别人，正是皇室中的分子"[23]。究其实，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在那时绝不是"莫须有"的。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瓜分，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这才是义和团运动的真正起因。
    在孙中山的中文著述中，绝少出现污蔑义和团的字眼。有的论者过去往往根据孙中山《致港督卜力书》中提到的清政府将"妖言惑众，煽乱危邦"的"酿祸奸民""褒以忠义"[24]和孙中山在《支那问题真理》中3处称义和团运动为"拳匪之乱"，而断言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孙中山与康梁维新派并无二致，都是持敌对态度的。近年来，有的论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致港督卜力书》是由陈少白等起草，经何启修改译成英文后递交的。孙中山当时不在香港，并未参与其事，只是同意领衔签名而已，不应由他来负文中攻击义和团的责任。至于《支那问题真理》中3处称义和团运动为"拳匪之乱"，则是译者的失误，应译为"义和团运动"较为合适。[25]笔者认为，孙中山虽然轻视义和团，他所领导的惠州起义也明确表明"并非义和团团党"，揭起"保洋灭满"的旗帜，以"驱除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体"作为斗争的目标，[26]自诩为"举动文明，毫无排外"的革命[27]。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在斗争的宗旨、斗争的方法和手段上，截然不同。但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冲突，孙中山也没有对义和团持敌对的态度。《致港督卜力书》虽有攻击义和团的词句，但其出发点则是为了揭露清政府。在孙中山的著作中，仅出现1处"拳匪之变"的字样，但也不应视为污蔑义和团的[28]。在宫崎寅藏的著作中，曾有1处记叙孙中山称义和团运动为"拳匪之乱"[29]，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作者的记录问题。孙中山更多地称义和团运动为"拳乱"、"拳变"，但他对上述译作中出现的攻击和污蔑义和团的词句并未作过辩正，说明他对此是予以默认的。事实上，当时萦绕在孙中山脑际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在国际上孤立满清政府，在国内唤起汉族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推翻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至于怎样称呼义和团，他并无多大的兴趣。
    三、余论
    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和义和团运动之间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孙中山影响不了义和团，而义和团运动却影响了孙中山。孙中山利用义和团运动造成的有利时机，发动了惠州起义，参与策划拥护李鸿章搞两广"独立"和设想联合各"革新派"组织南方独立政府，以对抗清政府。这在孙中山生涯中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其中最引人注目，演得有声有色的场面当然是他发动了反清革命的惠州起义。但是，剧终幕落，孙中山已将他的性格、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切皆能使人思索再三、回味无穷。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义和团之间并没有联合的基础。孙中山要反清，义和团却要扶清；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旗帜，但他不能提出反帝，他所领导的惠州起义明确地提出要保洋，而义和团却以灭洋为目的；孙中山要联合中国当时各"革新派"，而义和团却将这些革新派连同孙中山的革命派一起视为"二毛子"，与之不共戴天；孙中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义和团则是仇教的。所有这些，都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没有联合的基础。
    孙中山并没有专门研究义和团，也没有单独撰文给予全面的评价。他是从反清革命事业的需要来论及义和团的，带有强烈的实用色彩，不可能十分科学妥切。他既肯定义和团那种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和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巨大历史作用，又指出其盲目排外，用落后的"弓箭刀戟"同先进的"洋枪大炮"对抗的不足。更难能可贵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汲取义和团运动失败的教训，得出结论：中国要自强，不但物质科学要向西方学习，一切政治社会的事都要向西方学习。发出全面学习西方的时代呼声。他对义和团的认识虽有错误、偏见，但基本上还是正确的。至今仍具有启迪作用，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研究，给以历史的分析和解释，使人理解。
    注释：
    [1]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笔谈（1897年8月至1898年8月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2页。
    [2]孙中山：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1900年7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4～196页。
    [3]孙中山：离横滨前的谈话（1900年6月上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8～189页。
    [4]孙中山：致港督卜力书（1900年6～7月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1～194页。
    [5]参见孙中山致菅原传函，致犬养毅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0页、第201页。
    [6]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上海革命史编辑社1928年版，第51页。
    [7]孙中山：与横滨某君的谈话（1900年8月中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8～199页。
    [8]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81～82页。
    [9]《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重订本第197～198页。
    [10]黄中黄译：《孙逸仙》，载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8页。
    [11]见注[4]。
    [12]孙中山：致刘学询函（1900年10月下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1～203页。
    [13]陈春生：《庚子惠州起义记》，载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一）第241页。
    [14]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44页。
    [15]孙中山：与林奇谈话的报道（1901年春），参见《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51页；《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9～211页。
    [16]《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重订本第199页。
    [17]《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52页。
    [18]《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8～224页。
    [19]《孙中山选集》1981年重订本，第758～761页。
    [20]《孙中山选集》1981年重订本，第758页。
    [21]《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82页。
    [22]《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3页。
    [23]《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1、555页。
    [24]《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2页。
    [25]此文新旧译文对照，参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43～255页。
    [26]陈春生：《庚子年惠州起义记》，载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一），第241页、239页。
    [27]《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80～383页。
    [28]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重订本第366页。该文并未论及义和团，但出现"拳匪之变"的字眼则可视为孙中山也偶尔采用时人对义和团运动的普遍称谓。文中认为中国觉醒之后，若走日本的道路，"待时之变，拳匪之变或将再见于文明世界"。
    [29]见黄中黄译：《孙逸仙》，载《辛亥革命》（一），第125～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