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禁烟祸、重桑棉、发展经济作物
    两次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的战败，鸦片由猖狂走私到公开大量输入。清政府对此束手无策，转而采取挖肉补疮的"寓禁于种"政策，这样就促进了罂粟种植的迅速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北方的鸦片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以甘肃、陕西、山西为盛产之地，山东、河南也大量种植，给北方地区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如山西省，1877年全省耕地面积约530万亩，有60万亩种植罂粟，占1／9强[①]；甘肃之宁夏"宜谷腴地，半已化为妖卉"；陕西省"地尤肥饶"的渭南，也开遍了粉红杂绿的罂粟花。罂粟的耕种既侵占和损害了大量农业劳动力，又加快民间吸食鸦片的人日渐增多。渐渐，劳动者体质大受损害，"怠惰颓靡，毫无朝气"，终至"懒于劳作，荒废农时"[②]。灾歉之时，必然形成严重的饥荒。
    罂粟的种植与农作物争土地、争劳力、争肥料和水分，从而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对此，洋务派地方官员要求清廷查禁罂粟种植，并在各自所辖的省区采取坚决措施，制止烟祸的蔓延。
    1881年（光绪七年），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当时山西正是烟毒充斥之区，全省种植罂粟多达20多个厅州县，吸食者各业人士都有，全省地无产粮之亩。他到任后，目睹罂粟的严重危害，坚决力挽颓风，认为"晋省患不在灾而在烟"。于是，光绪八年六月十二日，张之洞上书光绪帝，陈述禁种罂粟的四条理由，力主严禁。他的建议得到光绪帝的赞成，命他"随时查察，有犯必惩，以挽颓俗"[③]。于是，他在晋制订了具体的严禁措施，其主要内容有严饬官员、竭诚劝谕。在罂粟播种季节到来之前，他就向属官发出禁种文书，规定布按两司要"认真督劝，设法考核，同时令各道府州转饬所属，务须实力禁绝，竭诚劝谕"，如有将此札视为具文，怠政不力者，"立予撤参惩办"[④]；在播种时，官员要亲自到四乡检查。他还把"能禁与否"作为考察官吏的标准。二是严订规章、逐户查禁。张之洞重申约章、规定，查出种烟地亩立即"过割于公亩"，还要求每村写禁种罂粟保证书二份，一份送县署，一份张贴公庙。各公耆自立村规，对种植吸食者，或驱逐出境，或指名送官，并建立举告制度，奖赏属实举报者。三是防止吸食、全面禁戒。为了扭转社会风气，配合禁种，张之洞禁止立烟馆，禁止各类人员吸食，并设立专门的戒烟机构，仿照李鸿章在天津设戒烟局的办法，在太原帮助戒烟。由于采取禁种与禁食并行的方针，结果，交城、代州罂票种植"一律净绝"，其余厅州县或去十之八九，或十之六七。在禁种禁食鸦片的同时，张之洞还主张除害与兴利相结合，注意为民导财，乘让农民改种其他农作物之机，令地方官各视土宜，教之种桑、种棉等，以敌其利。他还在省城设立"桑棉局"，以督饬全省桑棉种植事宜，同时雇募江苏谙练织绸机匠到山西"住局教习"，以收植桑织绸之利。1892年后，张氏督鄂期间，先后又致电出使美、日、秘鲁等国大臣，选购美国等优良棉籽种植，并考察外国种法，至1893年，湖北棉产量有大幅度提高。这样，既部分解决了湖北纱布局对棉花的需求，又扼制当地罂粟的种植。
    左宗棠也是力主禁烟的主要洋务官员。他在督师西北时，曾下过几十次咨札，饬命各属禁种罂粟，并刊发禁种告示《四字谕》，要求"各属军民咸知遵守，庶期拨除祸本，从厚民生"[⑤]。如民间有贪利私种者，即于根苗初发时尽为拔除，如官吏敢违禁收费，即照枉法受脏治罪。在扼制住西北诸省栽卉吸食之风后，左宗棠又大力倡导种棉桑、稻谷等农作物。在《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中，他通饬各州县严禁罂粟，"如有抗违种苗者，将地充公，若从前犯种罂粟之人，以后能报种稻谷、棉桑，该州县验看确实，即着将原充公地亩仍还该地主管业"[⑥]。
    二、贮粮积谷，以备凶荒
    据有关史料统计，在我国历史上，从公元前108年到公元1911年，有史可稽的饥荒就有1828次，有一些地区，几乎年年有饥荒。究其原因，除了其它一些因素外，仓储空虚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很重视仓储积谷。有清一代，仓储制度除了保证军需及官吏俸禄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社会功能：一是预防凶荒；二是稳定和恢复社会经济、巩固统治秩序。史料表明，仓储在清前期曾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是近代以后，只是形式上存在，实际上大多已名存实亡，所贮之谷，数额也大为减少，或曰全无。清政府也已意识到仓储废驰的严重性：历年来因大小灾歉而引起的饥荒蔓延，实为仓储不修之过。洋务派地方督抚对仓储败坏更为关心，积极倡导整顿仓储制度，把积谷备荒作为改良农业、恢复生产以及推行荒政的重要举措之一。
    遇灾必荒是晚清社会灾荒的一大特征，灾区粮食枯竭，人民无粮可食；有仓无谷，无粮可赈，这种情况司空见惯。洋务派和一些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他们从国计民生出发，开始重视仓储问题。江苏巡抚吴元炳曾就光绪年间"积钱以代积谷"之风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或有存钱较存谷简便，且可生息之论。不知干净洁谷，足可支十年而不坏。历时过久，尚有以陈易新之法。积钱既多，易启亏挪。且时遇凶歉，谷价腾长，购买无由，多钱又不如多谷。"[⑦]光绪二年八月，晋巡抚鲍源深专折起奏请饬各省捐备仓谷以济荒歉。他说："足民之政，以使民积谷为第一要务"，"古人耕三余一，耕九余三，使民间常时有余。故虽偶遇凶荒，不足为患"，而"北数省地方素不讲求治谷之法……一岁口粮而外，罕有余存，偶值灾荒，立形饥馁"。因此，他认为，"应令民自行捐谷储备饥荒，以辅常平之所不及"[⑧]。同时，他还仿照江南丰备仓之法，劝谕民间量力捐储，不限多寡，出入由民自理，不经官吏，冀望以储促耕。鲍源深的建议，得到了清廷的首肯。
    山西巡抚曾国荃视"填还谷仓"为善后"切要之急务"。他曾奉请筹措银100万两，分发各县，买谷填还，"限定三年筹备足额"[⑨]。张之洞上任后，认为"固本之计，莫如积谷，积谷之道，莫如多储"，"救荒不如备荒，官谷不如民谷"，主张"因势利导，广行社义仓法，以为图匮于丰之计"。在实践中，他还札饬各厅州县劝办社仓以御偏灾，对晋省西州县仓谷"分散畸零，仅备一区，无裨全局"，决定利用黄河水道之便，拨银22.8万余两，以两年为期，自包头购粮，至汾州碛口"多建石仓以储之"，"万一遇有急需，东由汾平可达省垣，南下蒲解可及边鄙"[⑩]，使山西仓储网络进一步完善。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山西全省义仓共积谷麦豆651348.7342石[（11）]。河南省自光绪四年始也利用"秋收转丰，谷价平减"之机，一面筹银10余万两，买谷12万余石，"以实省仓"，一面拨银分发各州县买谷存储常平仓，其中陈留、杞县等38州县，共用银16.6万余两，购谷10余万石[（12）]。陕西省光绪六年至八年，在巡抚冯誉骥主持下，采取"富户多捐，中户少捐，下户免捐"的办法，重建社仓，全省91厅州县共捐存京斗稻粟麦豆86.6万多石，计修建社仓1600余处[（13）]。与此同时，山东省也开始劝捐积谷，至光绪八年正月止，全省除十余州县尚未报齐外，共捐谷61.46万余石，每州县3000余石至1.4万余石不等[（14）]。
    三、寓救荒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冲击是巨大的，而农业生产的好坏又是直接关系到封建王朝兴衰的大问题。为了求得封建统治的稳定，晚清王朝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后，就不得不调转头来，"以修农利，安流徙为事"，努力恢复遭天灾人祸破坏了的农业生产。从同治初年至光绪朝，清廷一再谕令各省督抚督饬所属各府县，以恢复灾后农业生产为首务。从洋务派地方督抚采取诸多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措施来看，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招募流亡，劝其归耕。洋务时期，全国灾荒日益频繁，田园荒芜，劳动力丧生出亡者众多，农业生产残破不堪。清代中叶后人口激增，到同光年间，人口已显相对过剩，涌现出大量无业流民，使社会秩序更加动荡不安。因此，招募流民回乡，安置生产是洋务派在灾荒过后采取的首选措施。曾国藩于同治初年上的《会商大路折》曰："自安庆至宿亳千余里，人民失业，田庐荡然……迫切待救"[（15）]。李鸿章也上书陈述当时人民群众流徙情况。在曾、李等人的推动下，同治元年，北京中枢就有人提出，以后各省州县官吏，"应以招集流亡，垦辟田亩为要务"[（16）]。光绪三至五年山西特大饥荒以后，"荒田废地无邑无之"，"丁壮转徙他乡，老弱填委沟壑"，农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时任晋省巡抚的曾国荃督饬各级官府在减免赋税的同时，大力招回流民回乡生产，重整家园，规定"一面出示邻境，劝其来耕，如实死亡绝户及寄居他处者，待至今秋后不归，准令本户近支承种，次及远族或支派远近相似辈份，年龄长幼为序，本族无人，方准同甲同村之人；或因同村人少，许外县外府客民领种"[（17）]。
    第二，开辟荒地、奖励耕织。1864年，曾国藩率军攻陷天京后，下令各地设置"劝农局"，指出，洋务与垦务互为表里，并强调，就当时"大乱之后"的国情看，"不能不以务农为第一要务"，把垦务摆在洋务之上。当时，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是田赋，不解决长江中下游及北方大片土地的荒芜问题，不仅清政府的财政收入要受到严重影响，而且流民问题也不能解决，社会无以安定，对刚刚萌生的洋务运动势必造成不利。曾国藩正是看到这一关键问题，才强调"务农为第一要务"。洋务大吏的垦务主张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之后，全国各荒废省区也就先后拟定垦荒章程，设置招垦局、劝农局、招耕局和营田局等机构，中央和地方官员也纷纷对土地的招垦方案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同治元年，监察御史曾协均上了《请开皖北屯田疏》折，安徽巡抚唐训方上任后就颁布《安徽省兴办屯垦告示》。同治四年，陕西巡抚刘蓉颁布《营田总局酌定章程》，并仿照劝农局而设立营田局，等等。全国因此垦复大量荒地，因灾荒而废的土地和一些边疆地区逐渐垦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