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是专门研究《元史》的，从1822年即留意西北问题。魏源熟悉西北史地掌故，先后撰《西北边域考》及《答友人问西北边事书》等著作，倡言新疆改设行省，在《圣武记》中，更明确提出“列亭障，置郡县”的主张。
    左宗棠对龚自珍和魏源所提出新疆改设行省的政治主张，十分钦佩。1883年左宗棠赴京会试后，吟成《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其中第三首有：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33]
    左宗棠赋诗明志，提出新疆改设行省和屯垦实边的政治主张。1880年左宗棠给他的女婿陶洸的信中说：“来书述癸巳燕台旧句，于置省开屯时务，已预及之。五十年间志愿，到今尚行之不尽。”[34]可以看出左宗棠对新疆改设行省早有腹案。
    左宗棠在军事上的胜利，为新疆改设行省提供了有利时机。设立善后局，在经济上恢复社会生产，为新疆改设行省创造了物质条件，在政治上为过渡到郡县制度奠定了基础。
    左宗棠曾先后五次向清政府提出新疆改设行省的政治主张，并积极付诸于行动。
    左宗棠收复北路和吐鲁番不久，于1877年7月26日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首次正式向清政府提出新疆改设行省的政治主张。他指出：“立国有疆，古今通义。规模存乎建置，而建置因乎形势，必合时与地通筹之，乃能权其轻重，而建置始得其宜。……至省费节劳，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巳者”[35]。
    左宗棠一举攻克南疆后，于1887年2月8日向清政府呈《新疆应否改设行省开置郡县请敕会议折》中，他又陈述：“新疆拟改设行省置郡县，虽久安长治之良图，然事当创始，关系天下大局”，建议交付廷议裁定[36]。
    在中俄伊犁条约中，左宗棠为答复清政府的谘询，于1878年11月16日呈《复陈新疆情形折》，详细地论述新疆改设行省的理由。
    第一，新疆改设行省有可治之民。
    新疆南、北两路克复后，由于设立善后局，实行“安民”和“恤民”的措施，使户口渐增。据统计，迪化州、昌吉、阜康、绥来、奇台、济木萨、呼图壁、库尔喀喇乌苏和精河九城，原有民户两万四千余，至1878年已有民户六千四百余。自木垒河抵精河，土壤肥沃，农民领地耕垦逐渐增加。镇迪道周崇傅勤慎廉干，百废肇兴。吐鲁番道员雷声远和署同知奎绂妥善抚辑，粮食租税已逾旧额之半。南八城中，尤以喀什噶尔、和田、叶尔羌和阿克苏物产丰盈，更为富庶。刘锦棠和张曜悉心经理，善后诸务具有绪端。由此可见，新疆改设行省的条件已经成熟，“天时、人事，均有可乘之机，失今不图，未免可惜。”
    第二，新疆改设行省可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
    乾隆之后，清政府建立了军府制度即由朝廷掌握军事大权，派遣伊犁将军统辖全疆，以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协办大臣和领队大臣分别驻守各城，以资镇慑。上至伊犁将军下至领队大臣的人选，绝大多数都是由丰沛子弟的满员充任。这些满员“或皆出自禁闱，或久握兵符，民隐未能周知，吏事素少历练”，根本不堪胜任。新疆方圆两万里，“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偏重军事统治而忽视民政管理。北路粮员只管征收，承催则依靠当地头目。南路征收均由阿奇木伯克等交管，出现了官民隔绝的现象。“民之畏官，不如其畏所管头目，官之不肖者，狎玩其民，辄以犬羊视之。凡有征索，头目人等辄以官意传取，倚势作威，民知怨官，不知怨所管头目也。”至于征收田赋，内地征收常制是地丁合而为一，按亩出赋，“故无无赋之地，亦无无地之赋”。新疆则按丁索赋，“富户丁少，赋役或轻；贫户丁多，赋役反重。事理失平，莫甚于此”等等。综上所述，军府制度是弊窦丛生、变乱迭起的主因，欲图长治久安，势必要废除军府制度。
    第三，新疆改设行省可节省军饷。
    新疆过去有八旗绿营逾四万人，甘肃和新疆军饷每年为四百一十万两。改设行省之后，防兵可以渐减到三万人左右，换防制可以停止。如果旧勇裁毕全部改为坐粮，新疆每年可省兵饷八十余万两，合计每年可节省百数十万两，关内外只需协饷三百数十万两。改设郡县后，经费开支也可渐减。“诚于此时开设行省，于国计边防，不无裨补。”[37]
    清政府对左宗棠新疆改设行省的建议原则上表示赞同，只因伊犁未经收还，对“一切建置事宜，尚难遽定。”
    中俄战争处于剑拔弩张之时，左宗棠亲自赴哈密布置军事机宜，在戎马倥偬之际，于1880年5月26日向清政府呈《复陈新疆宜开设行省请先简督抚臣以专责成折》，再一次敦促清政府应及时设置行省，先派督抚负责筹备，并规划了一个建置的轮廓。左宗棠根据新疆形势，认为北路乌鲁木齐和南路阿克苏位于天山南北之脊，居高临下，足以控制整个新疆。因此建议乌鲁木齐设新疆总督，阿克苏设新疆巡抚，伊犁仍设将军，塔尔巴哈台改设都统，喀什噶尔改设提督，从前所设参赞大臣和办事大臣第一律撤消。设伊犁道于伊犁，镇迪道于北路，广安道于吐鲁番，阿克苏道于东四城，喀什噶尔道于西四城。各道内下设府、厅、州和县以治之[38]。
    清政府表示：“惟现在伊犁尚未收置，布置一切不无窒碍。”
    不久，左宗棠奉诏入京以备顾问，同时奏准将原归陕甘总督统辖的哈密道及镇迪道划归新疆，由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刘锦棠管理。又把甘肃和新疆向不划分的协饷和军实作四六分析，以四分归甘肃，六分归新疆，使新疆隐然成为一省的雏形。
    伊犁交收完成后，左宗棠这时虽在两江总督任上，但对新疆改设行省仍极为关切，他说：“身居江表，心系西陲，刍荛之言，终难自默”。1882年10月18日他又向清政府呈《新疆行省急宜议设关外防军难以遽裁折》，特别强调“他族逼处，故土新归”，为防止沙俄和英国的觊觎，亟宜早定大计，设置新疆行省。只有这样，“疆索秩然，行国居国相芘以安，异类无从搀越”。左宗棠还根据“暗于边情”的崇厚出使俄国签署《里瓦几亚条约》的经验教训，指出：“中外交涉事件，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有督抚近驻其地，抚臣治内，督臣治外，凡可以防患未形者，先事绸缪，绝其祸本，不至暗长潜滋，难以收拾。”[39]
    左宗棠五次提出新疆改设行省的政治主张，并亲自拟定新疆建置的蓝图，这种关心国事民瘼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如果说龚自珍和魏源是新疆改设行省的倡导者，那么左宗棠就是新疆改设行省的身体力行者。
    新疆改设行省，左宗棠“首建大策”。他的后任刘锦棠“勉循左宗棠规划成法”而“踵成之”[40]。
    1882年8月16日刘锦棠又根据左宗棠和陕甘总督谭仲麟改设行省的方案略加修改和补充，再次向清政府提出新疆改设行省的建议。1882年12月24日经吏部和户部同意，批准执行刘锦棠的修正方案。1883年5月刘锦棠委员试署南路道、厅、州和县各员，褫夺阿奇木伯克的权力。至此新疆开始有治民之官，新疆改设行省粗具规模。过去所设立的善后局、蚕桑局、征粮局和柴草局等已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先后予以裁撤，改归地方官员办理。1884年11月17日清政府正式批准新疆改设行省，任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仍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宜，调甘肃布政使魏光焘为新疆布政使[41]。值得庆幸的是：左宗棠在临终前终于看到了“五十年间志愿”的实现。
    新疆改设行省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新疆改设行省，将军府制度变为郡县制度，削弱了地方封建统治者的势力，逐渐消除了他们分裂祖国的隐患，有利于维护和巩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团结。左宗棠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阿奇木伯克等鱼肉缠民，假权作势，亟应收回魁柄，惠此一方，郡县议设之故，实亦因此”[42]。另外一方面，阿奇木伯克等封建势力的日益衰落，对于防止帝国主义侵略者与地方民族上层中的反动头目互相勾结，制造分裂阴谋，煽动分裂叛乱，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郡县制度的实行使新疆与内地各省的行政制度统一起来，便于清政府统一管理，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直接统治。
    新疆改设行省后，“疆索巩固，俄英诸强邻不敢妄肆鸱张。”[43]沙皇俄国本来是一个欧洲国家，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一跃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它通过一系列不平等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伊犁条约》等，掠夺中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充分地暴露了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野蛮和贪婪的侵略本质。沙皇俄国侵略势力的恶性膨胀，对中国新疆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夫卧榻之旁，岂容人鼾睡，况俄人专尚诈力，不以信义为重，其情易变屡迁，与泰西各国不同，断难望其守约而持久，不及此时规划至周，一仍从前之旧，异日将何以制其鲸吞蚕食之谋”[44]。为了巩固祖国西北边疆，防止沙俄和英国对我国新疆领土的觊觎，增强抵御外国侵略者的军事力量，新疆改设行省有着特别深远的战略意义。
    新疆改设行省促进了新疆社会生产的发展，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进一步密切了新疆与祖国内地的广泛联系。
    新疆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新疆各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它的命运和伟大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显而易见，左宗棠对新疆的经济开发有利于国计民生，其历史功绩不可泯灭。而新疆改设行省又使中国近代新疆经济的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左宗棠不愧是中国近代新疆经济开发与建设的奠基人。
    注释：
    [1]《西疆杂述诗》卷2，第33页。
    [2]《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305、300，第2、19页。
    [3]《刘襄勤史传稿》，第20页。
    [4]《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3，第61页。
    [5]《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74页。
    [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3，第61-62、86页。
    [7]《光绪政要》卷2，第12页。
    [8]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卷5，第4、9页。
    [9]《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38页。
    [10]《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0，第27页。
    [11]《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第7-8页。
    [12]《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第6页。
    [13]《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10页。
    [14]《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6，第48页。
    [15]《刘襄勤公奏稿》卷3，第21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6，第22页。
    [1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7，第7页。
    [17]王安定：《湘军记》卷19，第8页。
    [18]《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6，第20页。
    [19]《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6第29页。
    [20]《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6第29页。
    [21]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卷8，第12页。
    [22]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卷8，第12页。
    《刘襄勤公奏稿》卷2，第53-54页。
    [23]《西疆杂述诗》卷2，第34-35页。
    [24]《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6，第29页；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卷8，第12页。
    [25]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92-394。
    [26]《新疆图志》卷28，实业1，第5页。
    [27]《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81页。
    [28]《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6，第24页。
    [29]《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4，第17页。
    [30]《新疆图志》卷28，实业1，第7页。
    [31]《新疆图志》卷38，学校1，第4页。
    [32]宋伯鲁：《新疆建置志考》。
    [33]《左文襄公全集》诗集，第2页。
    [34]《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4，第18页。
    [35]《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75-77页。
    [3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2，第4页。
    [37]《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3，第32-39页。
    [38]《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6，第35-37页。
    [39]《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9，第57-59页。
    [40]钟广生：《新疆志稿》。
    [41]《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61、194、195。
    [42]《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2，第16页。
    [43]《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1，第21页。
    [44]《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等2帙，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