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午战后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
    甲午中日之战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中国虽落后于西方，还不失为东方之大国，马关条约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以三国干涉还辽为标志，列强侵华事件接二连三，争夺让与权、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等等，都表明中国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奇变。中国要么灭亡，要么变革，整个社会临近了转型期。这时，觉醒的忧国爱国之士日益增多，开始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力量。他们对甲午败于蕞尔小国日本之手，割宝岛、赔巨款，丧权辱国，悲愤难言，欲哭无泪。按照传统的思路，他们向皇帝上书呼吁，先后上书者共计1581人次，上书37件。公车上书集合了18省的举人1300名，影响最大。这些爱国知识分子的呼声带有明鲜的资产阶级要求，表明19世纪70年代中国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要登上政治舞台。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微弱，一方面无力抗拒封建势力及其剥削制度，另一方面又遭受到享有种种特权的外国资本的排挤，他们在夹缝中挣扎。19世纪末，中国有可能变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如乌云压城，如何在困境中寻求一条富强的道路，是他们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甲午战争之前，具有维新思想的早期人士，已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微弱呼声。他们从经济、政治方面思考了使国家富强的具体办法。经济上，他们要求洋务派官僚"与民共利"。要求洋务派和清政府"开掘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制造机器，兴筑铁路，建置大小轮船，其利皆公之于民"[1]。王韬明确肯定官办不如商办。薛福成要求让民间"招集商股，自成公司"；"兴我贸易，藏富于商民"，[2]马建忠指出"讲富者以护商为本"[3]。郑观应代表商民说："土货出洋者，税宜从轻……守我利权，富我商民。"[4]政治上，70年代王韬、郑观应已发出实行"君民共主"的呼声。"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5]，"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之详达之上院，上院议完，奏闻国主"[6]。到90年代初，主张设议院的呼声愈来愈多。王韬说："设议院是富强之本"，薛福成肯定："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7]日本明治维新对中国的早期维新影响很大。郑观应说："今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可不亟行哉。"[8]早期维新志士把设议院，实行"君民共主"作为自强的根本办法。
    甲午之前的改革声浪限于政治、经济制度的层次，还没有深入到理论的领域。甲午惨败促使有识之士深入思考拯救中国的根本办法。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严复介绍的天演思想应运而出。
    二天演思想的作用
    严复天演思想对社会转型的催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批驳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思想
    严复写道："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此观化不审似是实非之言也。天始于湼菩（引者按：即星云Nebula之音译），今成椭轨；天枢渐徙，斗分岁增；今日逊古日之热，古晷较为晷为短，天果不变乎。"[9]严复以他的丰富的天文学知识驳得那些只读四书五经的儒生们无词以答。
    严复不仅列举天变的现象，他还说明天为什么会变。他认为宇宙是物质构成的东西："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翕以合质闢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10]，"方其演也，必有内涵之力，以与其质相剂，力既定质，而质亦范力。质日异而力亦从而不同焉"[11]。他所说的"质"即"物质"，"力"即指"运动"。所谓"内涵之力"，即指运动的源泉包括在物质内部。随着物质的变化，运动也相应的变化。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之中，没有不运动的物质，也没有离开物质的运动。"静者未觉之动也，平者不喧之争也。群力交推，屈伸相报，众流汇激，胜负迭乘。广宇悠宙之间，长此摩荡而已矣。"[12]各种力量交互推动，彼此有屈有伸，有胜有负，在宇宙之内没有绝对的静止，也没有绝对的平衡，常在变化。
    西方哲学家这个观点，严复搬出东方孔子的话来证实："仲尼川上之叹，又曰回也见新，交臂已故。东西微言，其同若此。"[13]孔子简单的两句话是否含有西哲那样深刻的思想，很难判断，严复如此拔高孔子的思想，目的是说服儒生们相信：孔圣人早就说过：天如万物一样，是会变动的。
    天既然会变化，"道"当然也会变化。虽然数学物理中的某些公理定律是不会变的，但这不是儒生们所指的"道"。严复说："若夫君臣之相治，刑礼之为防，政俗之所成，文字之所教，吾儒所号为治道人道，尊天柱而立地维者，皆譬诸夏葛冬裘，因时为制，目为不变，去道远矣。"[14]
    他否定封建的礼教，刑政、习俗等等的不变性，同时宣扬天演思想："能自存者资长养于外物，能遗种者必爱护其所生；必为我自由，而后有以厚生进化，必兼爱克己，而后有所和群利安，此自有生物生人来不变者也。此所以为不变之道也。"[15]道不是单一的，能够保种利群的救世之道是应该永存的。至于中国传统的"道"，不是无用，就是无实，当然--严复说--不是一无所用，而是不能切合今天救弱救贫之需要，"皆宜且束高阁也"。[16]当前的急务"当先求何道可以救亡"。长期控制人们思想的陆、王理学不行，"直师心自用而已"。"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17]他如此贬斥理学，目的是为西学的传播扫除障碍。
    他甚至说："时局如此之糟，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因其劫持（天下），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敝乃至于不可复振。"[18]六经是孔子之学，五子是指程颐朱熹等道学家，他们都是清朝官方推崇的，学术地位很高，而严复却指斥他们的"道"应对国家的衰弱负责。
    2.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洋务观点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最早是冯桂芬表达出来的。他在1861年便说过：以中国之纲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后来这种观念逐渐发展成一种社会思潮。但人们的理解不一致。除了笼统反对学西方的顽固派之外，保守者偏重于维护封建主义之体，维新者侧重于学习西方之用。有权势有影响的开明大官僚多半是只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文化，维护中国封建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阻碍西方进步的思想向中国传播。结果是中国封建生产关系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无法发展。这种思维方式相当稳定，成为清廷搞洋务的指导原则，当社会发展到转折点时，是维新变法的又一个思想障碍。
    "物竞天择"的天演观念联系当时的中国处境，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中国和谁竞争？过去英、法等国一再打败中国，中国要改变挨打的可怜状，要与西方列强竞争。日本原来和中国一样，也是受西方侵凌的，后来他们向侵略者全面学习，不仅仅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生产机器，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政治经济制度。它很快转弱为强，侵略中国。中国不能和西方论争，难道与日本竞争也不行吗？！中国要扭转劣势为优势，必须重视日本的学习经验，重视学习西方的制度，而不能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严复说，如果只是学西方的一些生产方法和军事技术，而不从政治上进行改革，决不能改变国家灭亡的悲惨命运。他列举事实：自从开放海禁对外通商以来，朝廷办工厂、兴矿务、建铁道、练海军、造轮船、办学堂……前后兴办的洋务不下14项之多。但是，有什么成效呢？这些项目在西洋固然是富强之基，在中国，却有如"淮橘为枳"，[19]变了种，"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以北洋海军为例，这是李鸿章最重要的洋务事业，严复批评他"实无一事焉师行西法"。名为"西学为用"，实际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20]严复是海军专家，他的话当然有权威性。
    他批评洋务派只看到外国的"汽机兵械"有实用，不知这些东西不过是"形下之粗迹"，并非西方国家"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到屈私以为公而已"[21]。前者指西方的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后者指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简言之，即指科学与民主。后来五四时期倡导的科学与民主，可能脱胎于严复的言论。严复还进一步说："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22]
    严复接着在文章中大谈自由的意义。他向读书推荐西方国家立国之根本精神即在于自由、民主、科学。这是严复留学英国所看到，并十分赞赏的。当然，当时的国民不是要争取自由、民主的问题，而是争取国家主权的完整和领土的保全问题。也就是要求国家独立富强的问题。但是，从长远看，必须全国国民享有自由、民主，科学才能发达，国家才能富强。但是，在封建专制主义长期麻痹下的国民，还没有这样的觉悟。必须以进化论的观点，以种族存亡的前景来唤醒国民，认清时代的严酷性。真正了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而认真思索如何担当起自己应负的一份责任。从而了解争取自由民主是中国摆脱贫弱，跨进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手段。"必为我自由，而后有以厚生进化"。而所谓"中学为体"，恰恰是否定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所以严复针锋相对地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23]为立国精神。西方即因人民能够自由竞争"各殚智虑，此既日异，彼亦月新"，"始于相忌，终于相成"，[24]所以能达到富强之境界。
    当时反对洋务派"中体西用"之说者大有人在，一位名裘可桴的孝廉便讽刺"中体西用"是"以牛为体，以马为用"。无异于把马腿装在牛身上，不可能走千里之路。严复很赞赏这个比喻。作为"体"的封建伦理道德，与作为"用"的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是不能合二为一的。所谓"中体西用"的提法是非牛非马不伦不类的滑稽腔调。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另一种提法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严复批驳说："往者中国有武器而无火器，尝取火器以辅不足矣，……顾使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是辅所不足者，果得而遂足乎？有火器者遂能战乎……此其效验当人人所能逆推，而无假深论矣。"[25]甲午战争时中国的海军势力并不亚于日本，为何一败涂地至于全军覆没，巨资购置的军舰成了日本的战利品。可见封建的名教纲常、等级制度、主仆关系等等不变，向西方借取的科学技术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体西用"还有一种提法是所谓"政本而艺末"。"艺"即指名、教、质、力等科学。有个别大人物很瞧不起西方科学。严复在《天演论》译序中说："有一二巨子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不懂装懂，胡说一通。严复指责这种认识是颠倒错乱。他说：西方的良政都是由于遵循了公例通理而达成的，"赫胥黎氏有言：'西国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政治且不止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26]轻视科学的"政本艺末"观念，正是中国在'物竞天择"中居于劣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洋务派对西方富强之门道，"亦尝仪袭而取之矣，而其所以无效者，正坐为之政者，于其艺学一无所通，不通而欲执其本，此国财之所以糜，而民生之所以病也"。[27]"政本艺末"观念比"中体西用"更落后，对国家改革的阻碍更大。
    严复联系实际，从理论上批判了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推动了爱国的知识分子去正确对待学习西学，有利于先进的西学理论的传播。
    3.宣扬合群的作用
    如果说前面所介绍的天演思想的作用，是摧陷廊清封建专制主义与蒙昧思想，那么，他介绍的群学理论则是要发挥中国人口众多的优势，团结起来，迅速改变困境。
    中国虽人口多，可是历来被外国人讥笑为"一盘散沙"。只有家族观念、宗教观念，缺乏民族观念、国家观念。甲午战争失败即由于全国上下没有团结一致，北方危机南方观望；首都震动，四海宴然。没有群体观念，李鸿章推卸战败责任，说他是"以北洋一隅之力御倭人全国之师"[28]。严复同意他这句话有一定道理。所以中国要改变贫弱状况，必须培养优秀的国民性。严复说："其群之治乱强弱，则视民品之隆污。"[29]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认为中国的国民性必须改变的有五种：一是对国家命运的淡漠态度；二是奴性；三是自私的旁观态度；四是保守怯弱；五是自我封闭，盲目虚骄。
    国民性的转变是社会向上转型的必备条件。要使国民性由劣转化为优，必须运用群学。严复说："凡民之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30]"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两句话并不能完全表达天演论的涵义，群体的作用往往能够改变个体的劣势。严复说：人群能生存发展，由于人慈爱幼子的天性。这种天性也是产生于私。"由私生慈，由慈生仁，由仁胜私"[31]。爱心也是人类的天性。如果"不能爱则不能群"[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