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生主义和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思潮
    十九世纪是欧洲资本主义猛速发展的时期，资本家为了积累资本、扩大资术主义再生产，对外疯狂的掠夺殖民地的财富，对内残酷剥削工人阶级。资本主义越发展，资本越集中，殖民地国家人民和本国劳动人民的生活越痛苦。
    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逐步暴露了它的本质。资本主义的出现，使人类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社会积累了大量财富。但这些财富却不能用来改善人类普遍的生活。这些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却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却过着极端贫困的牛马一样的生活。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一书，就是描述英国工人阶级生活贫困情况的。也是欧洲工人阶级悲惨生活的缩影。
    在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基础上，十九世纪出现了高涨的社会主义思想；思想界的先驱们从悲天悯人的情感出发，产生了用社会主义矫正资本主义的思想。其中有代表性的三位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傅立叶（1772—1837）和英国的欧文（1771—1858）。他们从主观愿望出发，幻想经过宣传，感化资本家。他们并提出一些试验性的社会组织，来实证社会主义的可行。这当然是空想，而且必然是失败的。
    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出现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灭亡作了历史的考查和科学的分析论断。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并指出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他的民生主义是在他到欧洲后，受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才逐渐形成的。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是逐步形成的。
    中山先生初踏上革命路途时，只有民族主义思想，而且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他那时的思想只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1894年，他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民族主义之外，有了民主思想。他到了檀香山，接触美国民主思想，才有“创立合众政府”的提法。1896年9月，中山先生从美国来到欧洲。到后不久，就被中国驻英使馆逮捕。脱险后，大约有半年多时间到1897年7月，中山先生留在伦敦。这一时期是中山先生思想发展上的一重要阶段。他阅读了大量的有关欧洲政治经济社会各类的图书，接触到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他和各方人士广泛交往。他看到欧洲社会生活的不平等，贫者贫、富者富。在他思想里，开始萌芽：中国的革命，不单要解决民族问题，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解决民主问题，建立合众政府；还要解决民生问题，防患于未然，免得再蹈欧美覆辙，社会贫富不均，再来社会革命。
    但他这时的民生主义思想，只有“平均地权”这一内容。直到1903年他再到欧洲，组织革命党时，誓词中所用的仍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民生主义只有“平均地权”这一条。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所定的同盟会的宗旨仍是这十六个字。
    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山先生的思想里逐渐强烈。他在伦敦的时候，曾和第二国际接触，提出第二国际接纳他的革命团体为第二国际的成员。
    民生主义思想的重要发展，是在中山先生的晚年。1924年后，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时加上了“节制资本”一项。
    中山先生晚年的民生主义思想内容，主要的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在《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演讲中，中山先生不只一处讲：“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去研究的。”
    2.节制资本，发展国家资本。中山先生晚年，反对欧美资本主义的态度更为鲜明。但在中国，中山先生则提出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则采取节制的办法。中山先生认为中国只有大贫小贫，还没有大资本家。他说：“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①]在这个现实社会的基础上，中山先生提出中国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他说：“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发达国家资本。”“要赶快用国家的力量，振兴工业。”“把全国大矿业、大工业、大商业、大交通都由国家经营。”[②]
    对私人资本采取节制的办法。使其不要过于发展、过于集中。中山先生亲自审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指出：“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民生主义之节制资本、发展国家资本，都不意味着消灭私人资本主义或没收私人资本家之资本。中山先生认为“中国还没有像外国一样的大资本家”，中国不应当“推倒初发生的资本家”。节制资本的精神在预防，而不在现在。对当前的私人资本，中山先生认为还要鼓励其发展。他说：“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③]
    由这里可以看到民生主义并不反对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民生主义所实行的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还保护和扶持不影响和操纵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从这角度看，民生主义有资本主义性质。
    但民生主义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桥梁。中山先生说：“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还是在方法。”在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基础上，不能一下就建设起共产主义，就像苏俄要行新经济政策一样，中国就要行民生主义。民生主义是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的。这就又不能单纯的说民生主义是资本主义。
    3.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是中山先生最早提出的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出现还早于“民生主义”的提出。它一直是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历次重要文件都提到它，中山先生晚年所亲自审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仍在郑重提出：“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
    平均地权的主要精神是反对“土地为少数人所操纵”。
    晚年中山先生又提出“耕者有所田”。一大的《宣言》说：“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土地沦为雇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中山先生一再常说：“至于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④]1924年8月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上说俄国“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田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是符合小农私有性的要求的。耕者有其田就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的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制和中国的包产到户都深刻的说明这个问题。
    二、民生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中还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大同世”和“中庸之道”的影响。中山先生最爱讲“天下为公”，他常把这句话作为题词赠给别人。这句话就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大同”世，我看就是对原始共产社会的怀念和反思。《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思想的产生，只能说是对原始共产社会的怀念和反思。春秋战国时期，去古未远，古代原始共产社会的遗存和传说一定还有流传，引起人们对远古的怀念和反思。
    中山先生就把他的民生主义讲为“大同主义”。他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⑤]又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⑦]
    中山先生把民生主义和孔子儒家大同世界联系起来，可见他思想里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深。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受有中国古代田制井田制、均田制的影响，受有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影响，受有农民起义“均贫富”的影响。这在中山先生的著作和演讲中表现的是很清楚的。在民生主义里“均贫富”、“贫富均等”这一类的话，他说过很多。中山先生说：“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社会改造本导于程伊川，乃民生主义之先觉。”[⑧]
    对于中山先生这些话，不要以词害意或一定问到底，如伊川是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只从这里理解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民生主义思想乃至对中山先生整体思想的影响就可以了。
    太平天国对中山先生思想的影响，也是很显著的。1922年1月4日他《在桂林广东同乡会欢迎会的演说》：“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是。”[⑨]又说：“就是几十年以前，洪秀全在广西起义之后，打十几年仗，无形中便行一种制度，那种制度和俄国的共产制度是一样。”[⑩]
    中山先生说的“俄国共产制度”是指的俄国革命后所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还不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的共产制度。但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中山先生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所受影响。
    民生主义思想中，中庸之道的影响也是很深厚的。他主张“平均地权”，但不主张用强力夺取地主的土地，而是主张“赎买政策”。他主张“节制资本”，但不主张夺取资本家的财产，对私人资本只是主张加以限制。对于本国的“资本制度，只可以逐渐改良，不能够马上推翻。”[11]
    “平均地权”的办法是“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地价收买。……地价应该由地主自己去定。”“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和欧美所谓有收归国有，把人民已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地主真是明白了我们平均地权的道理，便不至害怕。因为照我们的办法，把现在所定的地价还是归地主私有。”[12]
    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思想和这种赎买的政策，是有宽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庸之道”的影响和基础的。在解决国计民生的问题上，民生主义所走的是和平的道路，是改良的道路，是“中庸之道”的道路。
    三、民生主义和新经济政策
    中山先生很喜欢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曾把新经济政策和他的民生主义等同起来，说是“不谋而合”。
    1921年年底，列宁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来到广西桂林会见孙中山先生，当时中山先生正在桂林准备北伐。中山先生和马林进行了多次长谈，从马林地里了解苏俄的情况。他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很有兴趣，他认为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和他的民生主义是不谋而合。中山先生和马林会谈以后，给廖仲恺、汪精卫去电报说：“苏俄革命后实行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余甚滋疑。以现世界正在资本主义旺盛时代，俄国工商业不甚发达，共产主义不能单独成功，其去实行之期尚远。今闻马林言，始悉苏俄实行共产主义后，以深感困难，乃改行新经济政策。此种新经济政策，其精神与余所主张之民生主义，不谋而合。余深信苏俄能先实行与余之主义相符之政策，益信余之主义切合实行，终必能成功也。”[13]1924年3月在《与日本广州新闻社记者的谈话》中，中山先生又说：“俄国政府两年前实行的政策，其原则和方针与我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俄国政府的现行政策——新经济政策，其主要点与应在中国实行的我的建国方略却是如出一辙。”[14]汪精卫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总理当时曾打一封电报到广州给廖仲恺和兄弟两人，说……他从前听说苏俄实行共产，很是诧异，以为俄国的经济状况，共产的条件还未具备，从何实行？马林来，才知道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实与他的《实业计划》差不多一样，所以非常高兴。”[15]是民生主义，建国方略还是实业计划，可以待考，精神是一样的，可以用民生主义来概括。
    从这个比较中，是可以看出中山先生的心态的，他衷心的认为他的民生主义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不谋而合的。都是在落后的、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走的道路。
    1917年10月革命胜利，苏俄共产党取得政权。通过土地法令，无偿的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土地收归国有，而又无偿的交归农民使用。工厂、铁路和银行等一切资产阶级手中的生产资料也都夺为全体人民所有产，变成了社会公有财产。
    当时，苏俄外有敌人的进攻，内有反动阶级的叛乱，工农业生产遭受极大破坏。1920年的粮食生产量，只有1913年生产量的一半。工业生产总值，仅及战前的13.8%。
    战国时期，国家把农民所有的一切剩余粮食都拿去供国家和国防的需要；农民为了保卫国家和他们所分得的土地。甘愿接受这种制度而没有意见，但社会稳定以后，农民对此渐渐不满，对生产消极，没有劳动热情。
    工业也很不好。矿山、矿井遭破坏，工厂因没有原料而停工。工人发不出工资，很多人离开工厂到社会谋生。有的工人改行从事小手工业，有的作小生意，有的跑回农村去。对现状不满的农、工群众，甚至发生反对共产党的暴动，呼出要苏维埃不要共产党的口号。
    1920年的新经济政策是在这情况下提出来的。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对农业，改变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降低粮食税额，使它少于余粮收集额，农民在地方经济流转中有利用其手中剩余粮食的自由。粮食税，受到农民的欢迎，生产积极性随之大大提高。如果劳动力不够，允许土地出租或雇用劳动者。这也受到农民欢迎。
    在工业方面，重要厂矿企业仍为国家所有，由国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经营的企业，允许由国内外资本家去经营。政府还公布《租让法令》，允许外国资本家在苏俄开办租让企业或同苏维埃一起组织合营股份公司。又公布《租借条例》，把一批中小工厂或商店租借给本国的公民、合作社和其他联合组织去经营。这些企业由私人去经营，但所有权仍属于苏俄国家。这些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经营。
    比起战时共产主义来，新经济政策是后退了一步。但这是必要的。列宁就曾说过：“革命时期，口号可以前进些，革命后建设时期须要退回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就是如此。苏俄战时共产主义乃是想以冲击手段夺取城乡资本主义成为堡垒的企图。在这个进攻中党向前跑得过远，有脱离自己根据地的危险。列宁提议暂时退到更接近于自己后方的阵地。”[16]（列宁的原话，我一时找不到，请参考）。
    我认为比较研究一下民生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内容，是探索民生主义之真谛的一个关键问题。这篇文章的原来想法，原本就是从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似视想起的。由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又想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乃至小平同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想这四位大师所考虑的都是一个问题，由落后的社会现实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个必经的过渡社会，由此到彼的桥梁。但这个问题太大，须要有深刻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四、结论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是在10世纪欧洲社会主义思潮、中国传统文化和苏俄革命实践的影响下创建起来的。他自己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17]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它不是一般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它是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受十九世纪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建立起来的。中山先生有社会主义、大同世界的理想。他把他的民生主义看作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他叫作次殖民地）出发，走向社会主义的桥梁。民生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归宿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同世界。中山先生衷心认为他的民生主义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精神，是“不谋而合的，都是落后的、工商业不发达的国家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必须经过的过渡时代。因此，民生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制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山先生认为：他的民生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他衷心的赞扬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认为那是适合俄国的国情的。他也衷心的认为他的民生主义是和新经济政策不谋而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这篇文章写的很仓促，因之很粗糙。所谓民生主义的真谛，也只是作到略述中山先生自己思想和心态中的本义，真正的真谛还有待研究，仅以此做为对中山先生130周年诞辰纪念。
    注释：
    ①②⑦[12]《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
    ③《建国方略》，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253页。
    ④[11]《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三讲。
    ⑤《孙中山全集》第10卷，556页。
    ⑥《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
    ⑧1924年2月，《与日人某君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9卷，532页。
    ⑨《孙中山全集》第6卷，56页。
    ⑩1923年12月2日，《在广州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472页。
    [13][15]转引自尚明轩著《孙中山传》第245—246页。
    [14]《孙中山全集》第9卷，671页。
    [16]参见《列宁生平事业简史》第278页。
    [17]《孙中山全集》第7卷，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