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总是向前迈进的，顺者昌逆者亡是为必然。人们只有从思想上明了变革的重要，才能大胆地摆脱束缚，打破凝固僵化的思想，寻求进步，获得国家民族的发展。历史上，康有为就是这样一位勇者，尽管他致力奔走的戊戌变法昙花一现，其思想却惊人迷梦。康有为踏出的一步，为后人提供了启示，谭嗣同称之为“一佛出世”。正是基于他的变革观，激发了整一代的青年人探索真理的勇气和追求事业的热诚。由他而始，启蒙了在帝国主义凌辱下振奋起来的中国人，更加全面地考察中国社会，由政治体制入手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谋求中国的近代化。本文就康有为变革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变革目的、理论根据及实质内容作出探讨。
    一
    康有为（1858-1927）出身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受过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曾拜师理学家朱次琦（九江）。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压力和刺激下，从小“慷慨有远志”，成长后，不再与其父辈一般循规蹈矩、年复一年地过着俯仰朝廷的官僚生活，而是加入到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传统旧思想的行列，鲜明地打出变法维新的旗帜，提出向西方学习，改良朝政，重振国威，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杰出代表。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步履艰辛，自产生的那天起，就遭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尽力摧残，可说在中外势力的夹缝中求生。中国的资产阶级一直在寻找出路，希望冲破樊篱走上发展的正轨。康有为改革思想的提出，正是成长中的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困境，扫清障碍，开拓前景愿望的反映。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争斗的激烈使帝国主义国家产生重新分割世界的要求。这种背景下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帝国主义的魔掌迅速伸向中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仅几年时间，曾盛极一时的文明古国就被分割得支离破碎，沿海的港口到处飘扬着帝国主义舰船的旗子，并顺着长江、黄河两大动脉向内地延伸，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加深了。家园沦丧的耻辱，战争重负的压迫，激起了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愿望，成长中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变法图强的主张成了时代的主题。
    甲午败北，更暴露出清政府本来就很腐朽虚弱的本质，导致统治集团内部急遽分化。从地主阶级和官僚中分化出来而实质上代表着新兴民族资本主义利益的政治势力，应时地组合起来，将六十年代出现的改良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并付诸行动。甲午战争以后，为了弥补洋务运动失败的损失，为了对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攻势，更是为了清朝统治者的苟延残喘，摆脱政府金融拮据的局面，清政府不得不给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让出一条路来，放松对民族资本的限制，这就使较多的商人、地主、官僚投资于近代新式工业，令民族工商业开始有所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是初步的、缓慢的，但是，资产阶级已逐步成长，开始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势力参与政治生活，他们要求平等，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束缚，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并使自己获得更有利的发展条件。康有为就是这一新生力量的代表者之一，他积极要求改革现状，以变法摆脱贫困、落后、挨打的局面。
    康有为认为变法的关键是“断自圣衷”，争取国家统治者皇帝的支持，因此除著书立说、开堂讲学外，主要是通过上书皇帝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从1888年开始，“不避斧钺之诛，犯冒越之罪”，先后七次上书光绪皇帝，力请变法。由每次上书的动机明显看出，康有为是怀着一颗沉重的爱国心去行使自己作为炎黄子孙的天职的。第一次上书是听闻中法战争不败而败、列强侵扰吞食边疆而呈。1895年当《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毅然联合赴京应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愤而上书，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指出当今之世，“外患内讧，祸在旦夕”，“亡无日矣”！而“变法成天下之治”乃“立国自强之策”。[①]强调若不革旧布新，“恐自尔以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②]然而，多次呈递的奏稿都如泡影般无影无踪，康有为只有“闭门泣血”，但他始终没有放弃。1898年，“窃顷者德人割据胶州，俄人窥伺旅大，诸国环伺，岌岌待亡”，康氏又“竭尽其余”，以更激烈的言词陈述“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③]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催生着康有为的变革思想，变革旧制，救亡图存是其政治思想的主体内容，七次上书，汇成一个全面系统的以变制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纲。
    在上书奏折中，康有为对为什么要变法作了清楚的回答，就是以变求强。他说：“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因为“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官制则沉散漫数”。况今“国朝法度”，“沿明制数百年矣”，“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④]本来“故无百年不变之法”，“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与稍变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轻，殆不待辨矣。”[⑤]穷则思变，“若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事变必来”，“社稷安危，在此一举”[⑥]。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被当朝光绪皇帝看到，“毅然有改革之志”，命阁臣抄录副本三份，并呈送慈禧太后。[⑦]真正令光绪皇帝决心维新变法的是《上清帝第六书》，光绪对此心泪所成之作感慨万千，置之案头，不时翻阅。1898年6月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破例召见了康有为，任之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办事员），专折奏事。
    二
    康有为是带着沉重的民族危机感和使国家强盛的强烈责任感去探索真理的，西方学说对其变革观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他把西学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有力武器。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讲到，1882年在上海进一步接触了西方文化思想，“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以至“新识深思，妙悟精理，免读仰思，日新大进”。康有为正是借助科学的自然进化观和近代天赋人权思想来吹响变法维新运动的号角的。
    进化论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指自然界的生命起源、物种分化和形成的进化理论，强调自然界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进化论为康有为的变革观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在《诸天讲》和《康子内外篇》等著作中，康有为对宇宙模型、太阳系起源、日地关系、月亮圆缺等都作了比较科学的解释。指出，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天与地不能截然分开；地球是绕日旋转的行星，地球也在天上；地球是诸行星之一，天中亦有地；天是作为整体的宇宙，地球只是宇宙的一部分。这种新的宇宙观，对于以天地之位不可变易为基础的君权至上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康有为以宇宙无限论重新解释了传统的阴阳变易说，指出物质的演化不但是物体形态或位置的改变，而且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质的变化，否定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保守思想。自然进化论使康有为树立了“变”乃天下之公理的明确观念。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天赋人权”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有力武器，十八世纪极为盛行强调“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天赋人权论为康有为的变革思想指明了方向，在《人类公理》、《公理书》、《实理公法全书》等著作中康有为阐述的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思想。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法则，一为“公法”即自然规律，一为“人立之法”即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法则，要判断事物的正确与否，必须衡量它是否符合公法和“有益于人道”。他指出：人生而平等，且“各具一魂”，有权主宰自己；人之品性乃后天所成，只有“兴爱去恶”，对人类持爱护、宽容、理解的态度，才可得到共同的幸福。这种对个性解放和人类之爱的热烈的歌颂，突出了人的本质，突破了宗法社会的家族本位观，否定了封建专制体制的合理性。
    康有为很清楚隐藏在上述理论层面里的目的，故从对自然界的考察入手，进而深入推演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并把人性的解放与现实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起来，这样就使得他的进化论思想和天赋人权说有了直接而现实的社会内容。在康有为看来，既然自然界是恒变的，人类历史也就不例外，反映人类历史的社会制度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他从我国传统的“公羊三世说”里找到了灵感，并自认为找到了开启人类历史大门的钥匙。指出，人类历史是沿着三世递嬗而进，其发展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即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制，再进入民主共和制。顺应“公法”原则，因社会环境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制度，随着政体的变更，人类社会不断向高层次发展，而事物内部的矛盾则为“变”的契机，“优胜劣败，乃天然之则”。同时，他还认为，只有人类社会这样有序不紊地向前发展，物质水平和精神文明都不断提高，才符合“去苦求乐”的自然人性，社会才会变得更为道德。康有为认为其时中国正处据乱世向升平世发展的过渡时期，帝王只有顺天应人，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天下归往”，成为尧舜之君，反之，则为匹夫、民贼，人人可“得而杀之”。[⑧]至此，康有为把变革现实社会的核心思想端了出来。
    然而，在中国施行变革，固“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⑨]。谙熟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康有为知道，若丝毫不加修饰就把自己的社会改革思想昭示于众，势必遭到顽固不化而力量强大的传统势力的严酷抵制，甚至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于是，他“斟酌古今，考求中外”，把中国儒学老祖宗孔夫子抬出来替自己摇旗助威。孔子是中国历代皇帝和儒生尊奉的“至圣先师”，儒家思想是中国二千年封建统治的根基，被当作“万古不易”的真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书却指出，现今人们所诵读、尊信、奉持、施行的都不是孔子的真经，而是被西汉末年刘歆替王莽政权改纂的伪经，湮没了儒学真义，改变了孔子的形象。“以《史记》为主，遍考《汉书》而辨之，以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断言西汉立于学馆的今文经，才是孔子的真经。这样，在学术上推翻了古文经学“述而不作”的旧习，在政治上则严厉打击了顽固恪守祖训的恶习，给旧的传统势力以猛烈冲击。《新学伪经考》的出版，被喻为思想界的一阵飓风，轰动一时。这种对封建传统观念的大胆挑战，启发了人们对儒家经典的怀疑，破除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迷信，思想枷锁得以解除，对变法维新具有重大的启蒙作用。
    “破”旧之余更须“立”新。康氏另一著述《孔子改制考》进一步发挥了“托古改制”的思想，将孔子说成是变法的“素王”；依今文经籍《春秋公羊传》，认为孔子反对守旧，倡言改革，主张“通三统”学说，即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因时而变，决非沿袭旧制；孔子是生当乱世的布衣，为拯民救国，参核古史传闻，容入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观，写就了《六经》，“借鲁以行天下法度”，“为后王立法”。康有为明确指出，孔学的真义就是变革，及由变革活动所体现出来的自尊、自强、平等自立的人格意识，“孔子所以为圣人，以其改制，而曲成万物，范围万世也”。[⑩]著作刊行后，在学术、思想界更是引发了骚动，作为封建社会偶像的孔圣人一下子成了变法维新的祖师，梁启超称之“其火山喷火也，其大地震也”。
    康有为通过其曲折的心路历程，一方面给旧的传统思想和习惯势力以大胆的冲荡，另一方面又从大家熟悉的孔学中去阐析进化论的世界观，把孔子打扮成平等可敬、人人可以效仿的改革“素王”，具有变法维新思想的伟大人物，其目的在于借古讽今，以历史考证的方法论证改革弊政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为自己的变革理想开辟道路。
    三
    康有为频繁上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行新政，希望通过富国、养民、教士、练兵之策自强雪耻，指出“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11]他除了努力从历史的故纸堆里寻找理论依据外，还特别强调“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提倡借鉴西人之制度，促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指出因美、法民政，英、德宪政，地远俗殊，变久迹绝，而俄、日“时地不远，教俗略同，成效已彰”，今之为治，当“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12]顺时适势，图变自保。他将自己写的《日本变政考》和《俄国大彼得变政考》进呈光绪皇帝，指出“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中国必能与列国并举称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