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的改革是康有为变革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与鸦片战争后出现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企图通过经济、技术以振兴民族的路子完全不同，康有为强调政治制度的好坏直接关系国家的兴衰。他认为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封建专制过于严酷，钳制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大病，首在壅塞”，“上下隔塞，民情不通”，“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大臣小臣，又相隔绝。如浮屠百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13]解决的办法唯有实行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公车上书》提出了内政外交的各项除旧布新措施，《上清帝第四书》正式提“设议院”的主张，《上清帝第六书》对议院的设制作了较详细的谋划。制度变革是康有为变革思想的主体，其上书奏折中所讲“全变”的核心。
    康有为主张的君主立宪制是在形式到内容都保留封建君主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人物的前提下，推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法律制度。所谓三权，即议政权、行政权、司法权。变法期间康有为对三权分立的意识并不十分明确，变法失败后对变法理论作了较系统的修正。康氏以日本明治天皇的变法措施为蓝本，提议立宪法，开国会：“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14]康有为的立宪形式分为上议院和下议院。上议院由大夫组成，即孔子“谋及卿士”之制；下议院由民选议郎组成，即孔子“谋及庶人”之制。前期康氏侧重于下议院的探索与研究，主张“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名曰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以此“著为定例，宣示天下”，并推及地方，“省府州县咸令开放”。[15]后期康有为将变政的重点转向上议院，“特置制度局于内廷，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派王大臣为总裁，体制平等，俾易商榷，每日值内，同共讨论，皇上亲临折衷一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某政宜改，某事宜增，草定章程，考核至当，然后施行。其午门设待诏所，派卸史为监收，许天下人上书，皆与传达，发下制度局议之，以通天下之情，尽天下之才，或与召见，称旨者擢用，或擢入制度局参议，其将来经济特科录用之才，仿用唐制，开集贤延英之馆以待之，拔其尤者入制度局。其他条陈关涉新政者，皆发制度局议之。”[16]
    由康有为提出的“议郎”之选拔及“待诏所”、“制度局”的实际功能来看，这些不仅仅是咨询机构，实质是一个立法、决策的机关，已经触及民权的内容。康氏强调，既有“办事之官”，又有“议论之官”，“若开局讨论，专设一官，然后百度维新，可得精详”。[17]他认为民权并非西方所独有，在儒家的大同思想中也可以找到其根据，国家的基本精神就是主权在民。如中国之专制政体不变则有违民意，只要毅然变政，则“天下奔走鼓舞，能者竭力，富者纾财”，“中国一家，休戚与共”，“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18]由此可见，康有为所规划的君主立宪制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政通人和，国强民富的国家。
    唯新变法的另一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基本上师承康有为，但他接受更多的资产阶级思想，“民权”方面的认识较康氏深入。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写了大量文章阐发康有为的思想，所作《变法通义》、《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提出“变亦变，不变亦变”，被动地变不如主动地变；“强国以议院为本”，民主政治非西方专有，在中国施行民主是不可避免的，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社会都必须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以后必然实行民主制度。梁氏更突出的是首倡“地方自治”，认为国家分裂在即，充分发挥地方各种灵活地利优势，发展一地以保全全国。地方自立，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独立等思想在行政制度中的体现，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自立思想在清末出现，并具广泛影响，一方面体现当时向西方寻找出路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中国知识界对“民主”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但这是行不通的。梁氏虽然强调“自立”非割据，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搞所谓的自治，最终都只能以“割据”收场。
    另外，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康有为的变革思想就其目标来说，并没有完全停留在君主立宪制上，而是从这一现实的政治目标出发，利用当时人类所能提供的物质成果和优秀文化思想材料，以超乎常人的想象力，构筑了一个作为人类最高理想的“大同世界”。这种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大同书》里。该书描划出了一个没有阶级国家，也没有家庭，人人自由平等，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人类理想乐园。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并非纯粹主观幻想的产物，而是其变革观的合理延伸和发展，是在进化论思想基础上得出的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模式。“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19]《大同书》形成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反侵略、反专制，向往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同时也反映出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找到现实可行的改革道路。
    从康有为变革观的形成产生及其具体内容看，他无愧为一名变法专家。主张学习西方的洋务派倡导的是“中体西用”，无法触及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看不到中国问题的本质。康有为却技高一筹，大胆尝试，指出富强的关键是打破君权一统的格局，“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20]主张以民主政治取代封建君主专制。
    “家和万事兴”，是中国人的根本观念。为了顺应民情，康有为更加倡导以和平变革的方式达到治国兴家的目的。就社会发展而论，和平渐进的变革确为一种经常的形式，只有当社会矛盾激化造成混乱而停滞不前时，才用更为强烈的暴力手段为补充，完成一个社会的进步。康有为以自己的努力现身说法，正是他的失败，印证了中国封建制度已经衰竭，已经没有力量调节自身内部的矛盾，已到了革命的前夜。戊戌变法不过十四年，清朝政府即被辛亥革命推翻，最后是由无产阶级政党完成了对中国旧制度的破旧立新过程。
    康有为看出外部世界，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观念都比封建古老的中国要先进得多，有许多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地方，以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英雄气慨，发出改造社会的雷霆般的呐喊。他能一分为二地对待面临的现实，从受到欺凌的中国内部去寻找原因--我们落后了，必须以外部条件来充实自己的不足--思想上较为客观而辨证。他的努力，代表了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这一伟大实践在当时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客观地评价历史。康有为作为中国近代的著名人物、杰出的思想启蒙家，先人一步从政体入手去寻找救国良方，难能可贵。他有自身的明显缺陷，封建残余思想在他身上时时体现，百日维新之后更是把握不了时代的大潮，沦为保皇派，但他的变革思想对改变整个中国近代社会人们的旧思想，冲击封建传统文化，所起的作用亦是显而易见的。
    注释：
    ①④⑥[13][15][18]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31-154页。
    ②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同上书第195页。
    ③⑤[12][16][17]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康南海政史文选》（1880-1898），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203页。
    ⑦[11]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22、58页。
    ⑧康有为：《新学伪经考》。
    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六），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670页。
    ⑩康有为：《桂学答问》，光绪间广州双门应全经阁刊本第2页下。
    [14]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197页。
    [19]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1965年10月版第206页。
    [20]康有为：《上清帝第七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