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纵观琦善一生，不由人产生以下感想。
    第一，琦善是卖国之贼而非误国之臣。琦善偾事粤东，道光帝朱批："辜恩误国"。近年时议也有同样说法。其实，"误国"之说对于琦善实在太轻了。时人评论琦善在鸦片战争中主和示弱的原因有二：打击林则徐是其一，受贿主和是其二。李星源说"静者（按：琦善字静庵）诡诘秘密，只争一局错全局，糜烂至沏"，其他人也直指"琦善意在倾少穆，不顾国家大事"[24]。意气用事，贻误大局，在琦善的政治生涯中屡见不鲜。他为什么要倾轧林则徐呢？琦林矛盾完全是琦善单方面由嫉忌发展为仇恨造成的。琦督两江时，林是臬司，属上下级关系。不久，因林"时望出其上，（琦）深嫌之"[25]。后来，林把直隶种稻问题作为解决漕运的根本上奏，而琦善却"以公（林）越俎代谋，尤憾之"[26]，于是怨恨加深了。及至鸦片烟议起，他两人又成了不同见解的政敌。道光皇帝先是看中林办事认真，禁烟有效，任命为钦差大臣，负责禁烟，这又刺激了琦善孤高自诩的神经。英国挑起鸦片战争，琦善利用"上微愠粤事"之机，"力陈抚意，意在挤公（林）所为"[27]，故意夸大敌方实力，以证实自己"羁縻"之说的正确。这种出于私心的主和论是极其狭窄和卑劣的，造成的危害更大。示弱求和是致败之由已经公论，倘若勉强可作误国的话，那么谈判中受贿主和就绝对是卖国行径了。琦善非常清楚，清朝官员无论官位多大，都无权决定领土的割让或租借，也明白这样做肯定得不到皇帝的批准。他之所以不敢理直气壮地拒绝侵略者借地的要求，完全是"拿人的手软"缘故。琦善因受贿而软弱的表现，助长了敌人的野心，导致了香港被占领及整个战争的被动，这不是卖国还能是什么呢？
    第二、琦善能够立朝四十年乃是政治腐败的反映。琦善内乏可陈之善政，外无御敌之战功。而能位列班首，享禄终身，必有其适应时代之条件。在此，腐败的政局给了他以极好的机缘。
    首先，唯血统论使琦善一出世就取得了准入仕的特权，加上当时满洲宗室人才不似往昔之盛，朝廷又持"重满轻汉"的畛域之见，因此象琦善这等贵族便也得到重用。显赫的家世让琦善轻捷地跨上仕途的每一个台阶。
    其次，琦善上探圣意，中结帮派，下植亲信的个人"特长"，在腐败政局中发挥了"最佳"的作用。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君主可以左右一切。道光登宸不久，发现起衰救弊无望，于是疏于政务。琦善一贯精于揣摩，悦佞贵幸，因而得以售其奸。他与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结为死党，平日"京信常通"，方便了琦善的"固宠"；有事则互为奥援，相依相扶，不易失足。在鸦片战争中，他事败川鼻洋，罪判斩监侯，有新任广东藩司梁楚香奏陈他在广州"饬造大炮已就廿尊"，以为解脱。其实，琦善在广州既撤自退，又如何去铸炮备战呢！深悉内情的李星源披露"似楚香为之解"。梁为穆党分子，新从陕西藩司南调，故为琦善缓颊而动。琦善还极重视结纳、拉拢汉族科甲出身的官员，并善于对他们进行逆我者亡、顺我者昌的分流处置。林则徐等正直之士因此成了他打击对象，一意逢迎的张集馨之流却成为他的宠儿。受到宠信的员吏当然受宠若惊，愿意为其"恩主"卖命了。这也是腐败政治的可悲之处。
    1847年，身为川督的琦善初次接见进士出身的臬司张集馨，就"赞不绝口"，深表"相见恨晚"，热情异常。接着，他又把次子托付张受业，以示亲近。张深感"知遇之恩"，倍觉亲切，顿时缩短两人的距离。张在当时官场中亦不失为一名干吏，亦曾受到复出陕西巡抚林则徐的重视。但张必竟是品位极低的人，经不起琦善的笼络、诱惑，遂逐渐甘居其下，乐受其制，凡事随同画诺，无异趣，成了一个唯琦善是从的俗吏，后来在进剿青海少数民族时协助运款运粮，不自觉地成为屠杀人民刽子手琦善的帮凶。张念念不忘"琦相知己之恩"便时时处处为其讳过饰非，虚扬政绩。在觐道光时，张替琦善表忠心说："琦善蒙皇上弃暇录用，每对臣等感激天恩，至于涕零。"他还在咸丰帝面前替琦善辩解，说"琦善自奉俭约，食贱衣贫"，连一些应份的钱物也不取，"操守自律"。似乎"黄金贼"的名号空穴来风。直到琦善死后，张还是千方百计为琦善劣迹辩说，认为琦"性气高傲，不欲人下"，未免有时"令人难堪"，才招致朝臣"毁多誉少"，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至于无法否认的琦善贪赃枉法之罪恶，他便从比较的角度，采取淡化的手法。说琦善"从未曾管事恐吓，以贿完结，更不肯卖缺取财，择肥而私"，似乎琦善之贪还是取之有道，云去。又因两人由"番案"流放吉林，同病相怜，故张竟把此案喻为秦桧之陷害岳飞。颠倒是非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28]。
    再次，道光以来贪风日炽，积重难返，使道光皇帝处于惩不胜惩、罚不胜罚的境地，所以，琦善贪赃行径虽早有传闻，而无人弹劾，抄家时公布的庞大家产，朝廷也不追究。在皇帝看来，籍没家产也跟赔款一样，可以过关了。
    最后，皇帝"重在土盗"，琦善又长于"缉盗"，是缉拿"土盗"的干才，自然成了皇帝"倚重"的中坚。
    第三，历史是公正的，经过岁月的淘洗，琦善的大奸大恶真面目毕竟逐渐暴露了。
    琦善在世时，出将入相，威风八面，遗泽后代，颇负赞誉。但是，舆论并不始终顾忌权势而不发出正义的声音。当年，知情者就不断议论琦善的虚伪、专断、圆滑，已为部分士大夫所不齿。后来，被委任钦差大臣赴粤，裕谦"闻之，抚髀流涕叹琦善之庸才误国"[29]。乃至道光皇帝徇情起用琦善，人们对他的抨击从私议转为公开弹劾。御史陈庆镛代表同僚上了《刑赏失措摺》，公开指责国法未申于琦善等人。正义之声逼得皇帝收回成命，复革琦善等职。人民对于琦善的认识则早于鸦片战争前，琦善在川督任上就有"利名闻于滇"，办事不公，欺侮黔人，"以失众心，致有火焚节署事"[30]。这是因为怀有极端仇恨才逼出来的"民暴"，可见琦善之奸恶。琦善从广州押解进京，民众大称快，"欲食其肉寝其皮者屡矣！"[31]鸦片战后二年，针对琦善入关任驻藏大臣，四川某旅店题壁诗中还讽刺其"刁死难逃三尺法，再生仍负九重恩"[32]，可知其见恶于民者深至极也。咸丰朝编的《国朝先正事略》，按照不符时望者不入选的原则，琦善被踢出先正之列。《满洲稗史》则把琦善归到"奴才小史"一目中，用"性畏葸，善谄媚"，刻划出他的本性。根据封建正统观念编写的《清史稿》，对琦善的评议也不得不写道："罢战言和，始发于琦善，去备媚敌，致败之由"。看来琦善是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的。
    注释：
    ①《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五）第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新一版。
    ②⑤⑦[16][23]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中华书局1984年3月第一版。
    ⑥[21][28][32]《李星源日记》（上），中华书局1987年6月第一版。
    ③[12][13][17][20][25]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11月第一版。
    ④[31]《鸦片战争》（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新一版。
    ⑧[29]《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新一版。
    ⑨臧励和等：《中国人民大辞典》第1176页，上海书店1980年11月第一版。
    ⑩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8册《陶澍传》，中华书局1977年7月第一版。
    [14]《满清稗史》（上），北京市中国书店1987年9月第一版。
    [18]《清稗类抄·爵秩类》。
    [11][19][24][26]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琦善传》，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年6月第一版。
    [21]隋喜文：《腐败导致失败》，见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91年第一期。
    [27]赵尔巽等：《清史稿·萨迎阿传》，第11642页，中华书局1977年7月第一版。
    [30]《鸦片战争》（四）第3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新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