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公仆"问题上,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公仆"意识导致他一贯廉洁奉公。他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居住于一座简陋的小楼房内;衣着朴素,身穿粗陋的呢大衣(现仍展览于翠亨村故居)。他反对用人唯亲和引进亲朋做官。其兄孙眉倾家资助过孙中山革命活动[31],后来从檀香山回国,在一些同乡的怂恿下,要求孙中山封他官,孙中山不循私情,婉言劝其继续经商,不宜做官任职。美洲洪门领袖黄三德,是孙中山的老友,曾大力帮助过孙中山。当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黄以功高自居要求当财政部长,孙中山婉言谢绝,仅聘请其任财政顾问。孙中山从来不置私产,从来不为家人或亲友谋取特权。总之,孙中山在廉政方面,以身作则,确实能以人民公仆自律。这些都说明孙中山对于"天下为公""人民公仆"的伦理并非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 (三)反对贫富两极分化 反对贫富两极分化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中的重要内容,但也是他的伦理思想中的重要部分。这一思想的出发点在于他反对西方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而主张"利他"。他认为如果能够使大家生活好,牺牲个人利益是值得的。与这一观念相联系,他同情贫苦的劳动人民。 孙中山考察欧美各国后,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繁荣,但贫富两极分化却伴随而来。他认为富人发财致富造成穷人贫苦不堪是不道德的社会现象,他说:"工业革命之结果,其施福惠于人群者为极少之数,而加痛苦于人群者为极大多数也。"[32]他又举例说:"美国资本家以买空卖空手段,以十万元之股票吸收人民数百万元之现金,致人民不能聊生,此即资本家以富毒害人民之法也。"[33]他又说:"现在资本家有了机器,靠工人来生产,掠夺工人的血汗,生出贫富相悬殊的两个阶级。……一般悲天悯人的道德家,不忍见工人的痛苦,……就想把古代的共产制度恢复起来。"[34]"所谓人与人争,究竟争什么呢?就是争面包,争饭碗。到了共产时代,大家都有面包和饭吃,便不至于争,便可以免去人同人争。所以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的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35]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是"大同之治"。 孙中山把贯彻民生主义,防止富人压迫穷人,提到"党德"的高度来谈。[36]可见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与防止贫富两极分化,与提倡党德,是联为一体的。但事实上孙中山生前并未找到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的切实方案。 (四)革命的人生价值观 孙中山的一生是一位革命家奋斗不息的一生,他为中国近代化,为中国繁荣富强竭尽毕生精力。他的人生价值观表现在他的言论行动两方面。 从言论方面看,他晚年护法运动期间对属于军队的演讲较集中地表述了他的人生价值观。他强调革命军人应有智、仁、勇。他对"智"解释为:"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己四者。"孙中山一贯将"智能"纳入道德品质范围。"故军人之智,须以合于道义为准。"[37]"对于人民宜以仁义为重。"[38]从"智"的角度明确做人的准则。 孙中山提倡"仁",主要是借重中国传统伦理中对"仁"的表述,称:"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求仁得仁,斯无怨矣。"[39]孙中山赞同韩愈所说的"博爱之谓仁",他解释"博爱","为公爱而非私爱,即如'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则己溺之'之意,与夫爱父母妻子者有别。以其所爱在大,非妇人之仁可比,故谓之博爱。能博爱即可谓之仁。"[40]这也就是提倡爱大众,不局限于爱父母妻子。孙中山称仁可分为:"一、救世之仁,二、救人之仁,三、救国之仁。"[41]他宣传"舍生以救国,志士之仁也。"[42]他的这些伦理思想,反映了革命的爱国主义的人生价值观。 孙中山提倡"勇"。他解释"勇"为"不惧",不怕死。但他反对盲目的不怕死的匹夫之勇。他说:"军人之勇,是在夫成仁取义,为世界上之大勇"。"则为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之大勇,所以异乎游勇之勇,而为真正军人之勇也。"又指出:"军人之勇:一、长技能,二、明生死。"长技能即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明生死,即为正义事业,为有意义的死而不怕死。孙中山称:"故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死得其所则重,不得其所则轻。"[43]孙中山进一步说明:"我则为人民革命,平民革命,乃前不及见、后不再来之神圣事业。先我而生者,既不及见,后我而生者,亦必深自恨晚,且不知若何羡慕。故今日之我,其生也,为革命而生我;其死也,为革命而死我,死得其所,未有善于此时者!"[44]孙中山又举黄花岗烈士为例,"从容就义,杀身以成其仁","至今浩气常存,极历史上之光荣,名且不朽。"[45]他指出:"死于牖下,与死于疆场,孰为荣誉?是在明生死之辨!"[46]"须知军人之为国家效死,死重于泰山。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生死之间,在乎自择!明生死,则能鼓其勇气,以从事于革命事业,……"[47]"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其价值之重可知。"[48]以上孙中山这一系列的言论,非常集中而又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革命的、爱国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和生死观。他十分明确地而又高度概括地指出:"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则为死重于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其光荣乃无上之光荣。"[49]可见他的革命的、爱国主义的人生价值观与生死观是结合在一起的。 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要考察一个人的人生价值观,不能光听其言论,还要看他实际行动。 首先,要看公与私的问题上。孙中山的一生从未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在他革命生涯的各阶段,都曾为革命筹集到巨款,大量事实说明他不仅从来未化公款为私有,而且他却相反地一再化私产为公用。当革命紧急关头为解燃眉之急,他不仅自己拿出有限的家产,而且求助于他兄长孙眉拿出家产。[50] 其次,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孙中山曾两任大总统,两任大元帅,但在合法范围内一贯拒腐蚀,注意廉洁,力求克己奉公,生活相当俭朴。他在上海期间,他每一月伙食费相当于他属下高级官员一天的伙食费。[51]翠亨村的房产是他兄长的家产,他一生未置私产,上海莫利爱路(今香山路)的故居是华侨集资购置赠送给他居住的,所以他在关于家事的遗嘱中说:"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52]反映出他廉洁奉公的一生。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能够反映出一个革命家的精神境界。 孙中山在论述有关人生价值观、生死观时,也与他的政纲相联系。例如他在谈论生死观时说:"行仁之法,则在实行三民主义。"[53]这就使推行三民主义政纲与"行仁"伦理结合起来了。他在谈论"智"、"仁"、"勇"时,又口口声声不离改造新世界的政治理想,并反复宣传学习俄国革命和社会改造的榜样。[54] 以上是孙中山伦理思想中最主要的四个方面。但孙中山的伦理思想不限于上述内容,例如他提倡男女平等,主张禁娼禁赌禁毒,主张以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智能"并改变社会风尚等等,在此不一一阐述。仅就以上四方面为他的伦理思想中最主要最核心的四部分,这四部分的核心又集中于"天下为公"四字。 (五)结论 孙中山的伦理思想,就上述方面来看,反映出三个特点: 第一,传统性。孙中山有关伦理的言论中基本上都是有选择的接受了传统的伦理,只不过是以西方的民主主义观念,重新认识和改造传统伦理,使其具有民主主义的内容。不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或是"天下为公",或是"智、仁、勇","杀身成仁","明生死之辨"等等,几乎都是借重于古人的名言,传统的伦理。尚未发现有完全脱离传统,由孙中山独创出来的伦理格言。就以孙中山政治思想与伦理思想相结合的核心"天下为公"来说,也是借重古人的格言,注入民主主义的革命内容。他的反对贫富两极分化的思想,也是来自中国传统的"不患贫而患不均"和农民的"等贵贱均贫富"的传统伦理思想,注入了民主主义的思想内容。总之,孙中山的伦理思想未离开传统。 第二,兼容性。孙中山自幼受岭南文化氛围熏陶,乐于接受新思想,对外来文化思想具有兼容性。成年后他受到西方教育,接受西方民主主义的近代化的政治思想与伦理思想,如基督教的博爱、先进国家的个人"修身"及某些好风尚,他认为应当学习。正如他自己所强调的:"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跟上世界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学习外国,力争"后来居上"等等。都反映出孙中山在近代化意识上的兼容与进取的优点。 第三,革命性。孙中山有关伦理的许多言论,前人大都讲过,但孙中山却以民主革命的精神改变了这些伦理教条的含义,实际上是对传统伦理一种革命。以君臣关系来说,本来君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万民百姓对君只能俯首贴耳,顶礼膜拜,并且还要求百姓赤胆忠心为君效命。而孙中山不仅从实践上推翻了全国唯一的君,而且宣布民国的老百姓都是君,中国四万万人,即有四万万个君。而政府官员是为老百姓效劳的臣。同样,如同前面讲过的,政府官员与老百姓之间,传统的"主"与"仆"的概念,被孙中山颠倒过来,即老百姓是主人,政府官员是老百姓的公仆。孙中山革命伦理的核心思想是"天下为公",而"天下为公"的古代的含义只是王位继承关系上的传贤不传于子,从孙中山开始,才给这四个字以民主共和的内涵。它包括以民主共和的"公天下"的体制取代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家天下"的体制,同时要以民主共和的"公天下"的观念,铲锄掉"家天下"的观念。这些都体现出孙中山的伦理思想具有革命性。 综上所述,孙中山的伦理思想属于他的近代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张,在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相当历史时期,对于推进中国近代化,具有积极的教育作用、导向作用和激励作用,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特权的意义上,始终以其适应中国近代化的需要而具有进步性。 一代伟人孙中山是人不是神,在伦理思想方面,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例如他的公仆理论中的"权"、"能"分立理论,实践结果必然事与愿违;在重视修身同时却过份估计了修身的作用;同情劳苦人民却未能提出劳苦人民自行解放的切实方案;对待传统伦理的某些封建性尚缺乏剖析。如此等等,我们应当如同毛泽东评价孙中山时所说的那样:对于孙中山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56]从全方位上看,孙中山的伦理思想不仅与当时中国近代化方向相适应,而且对于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二版,第679页。 ②③④同上,第679-680页、第140页、第680页。 ⑤⑥同上第680页、第681页。 ⑦⑧同上第681页。 ⑨⑩同上,第682-683页。 [11][12][13]同上,第683-684页。 [14]同上,第655页。 [15][16][17][18]同上,第685-686页。 [19][20][21][22]同上,第687页、第688-689页、第690页、第691页。 [23]《礼·礼运》。 [24][25]同上,第693页。 [26]同上,第705页。 [27][28]同上,第701页。 [29]同上,第929页。 [30]同上,第770-771页。 [31]《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20-421页。 [32][34][35]同①,第138、829、830页。 [33]《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9页。 [36]同33第410页。 [37][38]《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页,第21-22页。 [39][40][41][42][43]《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22-23页、第33-34页。 [44][45][46][47][48]《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4页。 [49][53][54]《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5、35、36页。 [50]《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20-421页。 [51]上海中山故居之资料及讲解员之讲解。 [52]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8月版,第2131页。 [55]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文汇报》1956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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