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革命政党成为执政党后，如何保持革命情操，是革命领导人都会严肃考虑的问题。
    孙中山先生，虽然在1912年让出政权以后[①]，不能说他是国家的有职有权的领导者，但他仍然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但他在考虑一切问题时，实际上还是从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角度出发。他着重考虑了，成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如何保持纯洁性问题。
    一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职，他在南京参议院解职辞中说，“本总统今日解职，并非功成身退，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之地位，与各国民之力量，与四万万人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地位，以翼世界和平。”[②]他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演说中说，“我虽然辞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但这绝不是说，我将不为共和国效劳。”[③]孙中山此时还是十分理想化地看待政府与普通人民之间的关系，十分幼稚地看待在政治生活中掌握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他天真地说，“本总统解职之后，即为中华民国之一国民。政府不过一极小之机关，其力量不过国民极小之一部分。其大部分之力量，则全在吾中华民国之国民。”[④]他的举措，受到中国的传统社会舆论的赞扬，一些致意电文从各处拍发到南京，“我大总统竟弃大权如敝屣”、“揖让高风，曷胜钦佩”，表示对他的崇敬。“解甲归田”、“功成身退”的词句，一时成为各地执掌兵权的新旧军人假意让权的口头禅。他欣然放弃国家政权的演说，被译为法文、俄文，在欧洲大陆上引起政治家的评论。
    当然，从1911-1912年的形势看，以武装起义、夺取地方政权，为唯一革命目标，以及几乎是唯一革命经验的孙中山革命派，从来没有学过与反动政治势力周旋谈判的本领。他们远不是袁世凯，这个集中了封建社会政治诈术于一身的野心家的对手。更何况袁世凯是旧军阀、旧官僚势力的代表，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庞大的派系集团势力。因此，在民初十余年的这场政治较量中，真诚的革命者，遭受这样或那样的失败，并不会出于人们意料之外。
    孙中山1912年在答复袁世凯气势汹汹的质询，问他是否诚意让权时，他的复电说，“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由此不反对与北方议和。如果由于袁世凯的努力，“不劳战争”，达到民族调和、清室退位，国民实现建立民主国的志愿，他愿意“推动让能”[⑤]。由此可见，孙中山让位的出发点，首先考虑的是让人民免于战争灾难。其次，是由于认识的局限，使他对当时的形势，革命党以及他自己所应肩负的历史责任，缺乏正确的判断。他在答复宋教仁的疑惑时说，“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⑥]。现时不能从政治方面着手，而应该从发展物力下手，使民生充裕，政治乃能活动。他认为自清廷退位，他所提倡的民族、民权主义都已完成，只需致力民生主义。众所周知，他提出自己要立即放弃从事政治（“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力于修建全国铁路网的宏愿。他承认，自此以后，他“颇不暇尽力于党事”，但是对于党的建设问题，他是很关心的，提出了许多主张。
    （一）不管政府性质如何，政党总是存在的。
    孙中山从1894年建立兴中会，1905年发展为同盟会，直到辛亥革命成功，他们都没有用政党的字眼来标榜自己；那个时期，在国内和海外所组织的各种革命团体，亦复如此。虽然他们有纲领，有奋斗目标，有组织分工，甚至发布有对内、对外宣言，实质上都是政党，但没有哪一个团体以“党”自称。这固然是因为害怕锋芒太露遭到清政府镇压，同时也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君子不党”，党“尚黑”，一种竭力阻止人们互相往来以维护封建社会的安定性的传统观念，深深地存在于人们日常交往的观念规范之中。一个革命团体如果标榜自己是党，他会马上失去很多群众。1912年以后，事实上是开了党禁。各种以政党自称、自命的团体逐渐多起来。这时孙中山才首次正面地谈到他对政党的主张，当然基本上是根据西方政治生活经验而提出的。
    他在1912年7月中下旬，在上海接见纽约《独立杂志》特约代表李佳白（Rilbert G.Reid）时，他承认“中国也已开始有了自己的政党”。并且说，“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不管政府是民主的或是君主的，政党总是存在的，而且政党的指导权，也总是从此一党转移到彼一党的”[⑦]。
    孙中山对于政党在政治生活中所能起的作用的看法，自他卸任大总统职务以后，到他抵北京（1912年4月1日-1912年8月24日），他的看法似乎经历了一个从较自由遐想到较稳健保守的过程。在南方，他接触的党派是上海的自由党和崇明的社会党支部。他自称“余乃极端之社会党”[⑧]，因为他希望在中国实行亨利·乔治的平均地权和把公用企业收归国有的主张。他此时对建立社会党的江亢虎评价很高，引为同道，说“我为不孤矣”[⑨]。因之，孙中山北上途中，烟台同盟会曾和社会党联合开会欢迎，可见两党关系密切。他在自由党的演说中讲到党的作用时说，“政府善则扶持之，不善则推翻之”，这是十分大胆的语言。虽然他随即补充说，“然现在我民党之势力，尚甚薄弱，恐未能达此目的”。但又推心置腹地说，“惟既具此心，不可不互相勉励，各谋进行；对于今后民国前途，获益非浅[鲜]”。“切盼诸君，勉而行之。”[⑩]不久，孙中山认为政党组织已经太多了，他说，他们最好能联合成为两三个有力的大党，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政党的明确的政策能确定下来。到了1912年8月13日在北京，在同盟会宋教仁的活动下，以当时力量最强的中国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为核心，联合了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11]，五个党组成了国民党，并发表了《国民党宣言》。孙中山等表示“深为赞成”，并与黄兴共同署名，给同盟会各支部发去电文，征求意见。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开会，国民党正式宣告成立，孙中山也参加了大会，被推选为理事长（不久，孙中山就委任教仁为代理理事长）。
    （二）正视同盟会在建立民国中所起的作用同盟会不可成为国之贵胄。
    孙中山在烟台和北京同盟会的欢迎会上，都提醒大家要清醒地认识到同盟会在建立共和国中所起的作用。他说，“此次光复，由于人心趋向共向，同盟会不过任发难之责而已”[12]。“吾国此次革命，非系一党之功，乃全国人之功。即我同盟会厝走十余年，流多少热血，提倡革命，苟不得全国人心之赞成，其成功必不致如此之速。”[13]推翻清政府“固难”，建设民国“尤难”。“破坏尚需众同胞之助力，建设岂独不需同胞之助力乎？”他说，同盟会对会外人，尤当极力联络，他呼吁同盟会不要失掉过去的革命精神，“勿违背昔日推倒黑暗政体、一视同仁，互相亲爱之宗旨”。他特别提出，由于些同盟会员的特殊化，“故外间有今日之同盟会，如昔日之贵胄之说”[14]。他希望同盟会不可成为国之贵胄。
    （三）政党“总以国利民富[福]为前提”。
    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说，“国民学之主旨，首在注重党德”[15]。修明党德就是一个政党不论是处于行政地位，还是处于监督地位，总以国有利益为最高利益，以“国利民富[福]”为前提。特别是中国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政党只应该彼此相待如兄弟，互相监督，互相扶助，万众一心，合衷共济，而后政治方能有进步。
    二
    尽管民国初年的政党组织不够严谨，政治纲领不够明确，但各派政党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当时社会中最篝的议会民主制度。不过这些追求尝试，很快就以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而遭到袁世凯的沉重打击。孙中山在试图组织二次革命以反袁被击败后，使他的政党思想受到扭世的伤害。他错误地总结遭受挫折的教训，他没有看到从同盟会到国民担组织的涣散有其深刻的原因，而认为是由于党魁权威性不够。因之他在国民党之外所另建的中华革命党，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色采减弱，要求党员“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而且“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16]。并把“附从孙先生”写入党员誓约之中，若违反誓约“如有二心，甘受极型”[17]。加以《中华革命党总章》中明文规定，该党成员以参加先后享有不同级别的“贵胄”特权，比孙中山原来的关于政党的思想后退了许多。也遭到同盟会时期的一些老革命派的反对，如黄兴等。尽管如此，但孙中山的目的，确实是要建立一个革命党，这个党不仅是为了反袁，而且是要完成他称之为“第三次革命”的事业，来“救中国危亡”。其精神，还应予以适当的评价。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孙中山即通知各地中华革命党支部停止武装活动。经过1917年3月的酝酿，到1919年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加了“中国”两字，以示与1912年建立的国民党有别（以后在实际生活中，区别已不存在）。该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孙中山任总理。
    三
    进入1920年前后，孙中山已是饱经南北军阀对孙中山进行名尊实抑的政治排挤与打击。这倒促使孙中山的思想上升到进入总结民国以来政治经验的阶段。他在上海国民党本部演说中公开指出，“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18]。他并且立即采取行动，随即（半个月后，1920年6月2日）与从原军政府辞职而去的三位总裁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联名发表宣言，否认现在为桂系军阀所把持的广州军政府。由于四总裁的声望远大于剩下的三总裁，受到群众的支持。在他们的周旋促成下，陈炯明的粤军进驻广州，四总裁重组广州军政府（1920年11月29日）。在孙中山的积极促进下，广州成立正式政府，1921年4月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5月就职。就在这期间（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给苏俄外交部写去一封复信，清楚地说明了孙中山对革命者掌握政权问题的看法有了多么大的变化。
    信中追述到1912年他对当时辞职让位给袁世凯的看法，他说，“现在我的朋友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19]它的政治后果，就象在俄国革命后，让沙俄旧军官高尔察克等去代替列宁一样。尽管孙中山的认识已有很大提高，也采取了进取的措施，但民国的政府局势却更加恶劣。一年以后陈炯明军事叛变。陈炯明是孙中山把他当作黄兴、陈英士，革命事业的继承人那样期望的人物。孙中山被迫于1992年8月9日离开广州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