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有两个问题要附带说明一下：
    一个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阶级分化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古代的奴隶首先是出现在宗族内部，成为宗族的组成部分的，而不是在宗族以外的。这种宗族内部奴隶的存在，逐步影响到宗族内部的有血亲和姻亲关系的成员，也出现了身份的等级化。即夫对妻的统治，族长对族内其他成员的统治。从而各宗族的社会地位自然也会产生种种层级化。但只要不是奴隶，所有各宗族的成员（至少是全部男性成员），都是“众”。因此在商代并不存在排斥在宗族组织之外的商族平民，在殷墟地区实际上也不存在这种排斥在宗族组织之外的平民的墓地。至于奴隶自己是否可以成家，尚无文字或考古遗存可以证明。他们死了之后是不能进入墓地而有自己的墓穴的。到西周时期，从金文可以证明宗族中仍包含有奴隶，但奴隶有以家为单位计算的。这种家开始应该是小型的个体家庭，这种家庭有没有可能在原有宗族之外发展成较大型的家族或宗族，尚无可靠的证据。保持宗族组织的各宗族，社会地位的层级化想来是日益加剧的。但只要不是原有宗族解体，失去独立存在的资格，即所谓“亡氏”，其成员仍保持自由人的社会地位。当然宗族中的成员不可能都得到士以上的贵族地位，因而应该是士庶同存于同一宗族之中。随着宗族的不断分衍，想必会有很多分族连族长也只是庶人，因此“百姓”一词的含义就越来越模糊，终于成为庶民的同义词了。
    另一个问题是卜辞中和“王”、“多子”并卜的“多生”，很可能并不是“百生”的同义词。如果“王飨”、“多子飨”、“多生飨”都是指在对商王祖先进行的祭飨，那这里的“多子”只限于和商王有血亲关系的诸宗族族长，“多生”的“生”就应解释为商王的“子姓”，即指商王的众多子孙后代，而不涉及其他宗族了。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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