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的产生和形成是中国古老的知识界在经过巨大的震裂以后急骤转变的结果。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欧风美雨的冲击，一大批封建文人、学者官僚在洋务运动的浪潮中，挺身冲出封建营垒，接受洋务新式教育或直接投身于近代的工商业、近代的政治、军事和科技文化事业中，由此产生了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有洋务派官僚、洋务派知识分子、洋务学堂培养的生员和早期的维新思想家等各类人物。本文旨在通过对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及其社会环境和条件的研究，阐述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在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特征和地位，力求揭示近代历史转折关头新式知识分子群产生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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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6年--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强烈地震撼了清朝统治者中的一部分官僚士绅和社会中已经开始警醒觉悟了的知识分子。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资本主义列强纷纷进驻了北京，清政府被迫开放天津、南京、九江、汉口等11处沿海城市作为新的通商口岸。面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生存的严重威胁，清朝统治阵营中一部分官僚和社会上一些有识士绅纷纷提出了应变主张。李鸿章提出，“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外患之乘，变幻如斯，我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疾，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①]薛福成说：“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飙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恃其作力，要挟多端，违一言而瑕衅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智勇有时而并困，刚柔有时而两穷。彼又设馆京师，分驻要口，广传西教，引诱愚民，此固天地适然之气运，亦开辟以来之变局也。”[②]他认为，自古“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环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③]如何抵御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生存的威胁，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开明官僚、有识士绅和督抚大员们启动了使中国走向近代步入世界文明的历史车轮。自“道咸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使节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赧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④]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一次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艰难而曲折地开展起来。
    为了造就精通西学的洋务人材，1862年7月，清政府在京师设立同文馆，开始只设英文馆，招学生10名，以后陆续增设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东文馆、算学馆、格致馆等，学生也由初期的10人增加到100余人，开设的课程由最初的外语和汉文经学两门，又增开了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地理、天文格致等。这是近代第一所培养洋务知识分子的综合性学校。此后，各式各样的洋务学堂在全国纷纷设立。1863年上海成立广州方言馆，1864年设立广州同文馆，1865年上海江南制造总局设立机械学堂，1866年福州船政局设立船政学堂，1881年天津开设北洋水师学堂。到1894年，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共设立26所洋务学堂。这些洋务学堂大多数以西学为主，对学生进行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方面的培养教育，直接为近代军事工业和工矿企业输送人材。洋务运动时期，各类洋务学堂究竟培养了多少生员，目前尚无确切统计，但从洋务运动后期军事、外交、工矿企业的技术骨干力量的出身分析，从洋务学堂毕业的生员占了相当的比重。
    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清政府还不断地派遣官费留学生到英法美等国留学。1872年，清政府派陈兰彬、容闳率首批30名幼童赴美留学，1873年、1874年、1875年每年又派30名学生赴美，这是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发端。1876年至1877年，清政府又从福州船政学堂挑选优秀生徒33人分赴英法两国学习，时间3年。1876年，李鸿章派武弁7人赴德国学习军事技术。1881年，李鸿章又奏派船政学堂的学生10人分赴美德学习。在办洋务的三十年中，清政府对外派留学生虽然人数不多，但这些人在欧美接受了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回国以后，倡导西学，加入了新式知识分子的行列。
    在民族危难的刺激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顺应时代潮流，放弃或背叛了科举道路，投身于西学，逐渐转化成新式知识分子。江西无锡人徐寿与同乡华蘅芳在西方侵略者刚刚冲开中国大门，士大夫们睡眼未开，“徒知侈张中华，未睹瀛环之大”，依然迷恋于科举俗事而“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不类”[⑤]的时候，放弃举业，“专究格物致知之学”，“积岁勤搜，几数学、律吕、几何、重学、化学、矿产、汽机、医学、光学、电学，靡不究原委而制器尤精”。[⑥]咸丰初年，为了进一步学习西方传入的科技知识，徐寿和华蘅芳来到上海，师从于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后来学有所成，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郑观应、王韬、马建忠等人也是在国难当头之际放弃科举旧业投身于西学而转变成为新式知识分子的。在西学渐兴，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学面对旷古未有之变局无以应对之时，科举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彭玉麟在《盛世危言》的序言中说郑观应“少倜傥有奇志，尚气节，庚申之变，目击时限，遂弃举业，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日与西人游，足迹半天下，考究各国政治得失利病”[⑦]。郑观应在撰述自己的生平时写道：“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人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郡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⑧]这两段史料记载了郑观应从一个追求科举的旧知识分子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化的历史轨迹。王韬出身于传统的儒学世家，他家世代“读书习儒业，有声痒序间”，他的父亲“著藉学官，邃于经学”，他本人18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学，世人称其“文有奇气”。但是他“自少性情旷逸，不乐仕进，又不喜帖括”。他在自述其放弃科举道路时说：“时西人久通市，我国文士渐与往还，老民欲窥其象纬，舆图诸学，遂往适馆授书焉”，“荏苒至一十有三年”[⑨]。在同西人长时期接触交往过程中，王韬逐渐地放弃了科举道路，成为当时精通西学的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马建忠在自述其转变时说，“外患方兴，内讧洊至，东南沦陷，考试无由，于汉文之外，乃肆意于拉丁文字”，“少长又复旁涉万国史事，舆图政教、历算度数，与夫水光声电，以及昆虫草木金石之学，如是者五六年，进读彼所谓性理格致之书，又一二年，而后于彼国一切书籍，庶几贯穿融洽，怡然理顺，涣然冰释，遂于汉文无异”。[⑩]1876年他随同郭嵩焘出使英法两国，详细考察了各国的“公法和律例”，后来又考得了法国语言学、“格致”、“律师”、“政治”、“出使”诸科学位，成为当时通晓西学的先进的中国人。
    在外侮日烈，民族濒临危亡的年代，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旧式的官僚文人向新式的知识分子转化也不乏其人。吴汝纶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他早年接受正统的儒学教育，具有相当深厚的旧学基础。同治七年（1868年），吴终于通过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先后出任深州知州、翼州知州等职。他的成长和入仕正是洋务运动的发展时代，与洋务派官员的广泛接触，他的思想深处开始了缓慢的转化。他与戊戍变法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有较多的交往，严复曾经评价吴为“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惟使君”。[11]吴汝纶则对严复推崇备至，认为严“独执事博涉，兼能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子云笔札之功，充国四夷之学，美见难并，钟于一身，求之古往，殆邈焉罕俦”。[12]吴还为严复的著名译作《天演论》、《富国策》、《原富论》作序予以肯定，足见他对西学的认同和接受。当后来的戊戍变法运动真正开展起来以后，他对“朝政焕然一新”感到十分惊喜，表示要采取实际行动跟上变法的步伐。他写信给家乡绅士李光仙等说，“风气大变，吾皖尚沾沾守旧，不能作新人才，此大患也”，并主张“智者谋事当先机独断，若至众同见，则已措手不及，今天下汲汲谋新，岂可默守故见”。[13]当维新变法运动夭折以后，京师尽复旧政如初，教育制又恢复原样，吴写信给李鸿章，斥责“时文最为虐政……谁为国家画此计者，其将不得善终乎？”[14]表达了他对旧的教育制度的愤慨和对新事物的惋惜。作为一个觉醒了的旧式文人他是力图摆脱传统成规的束缚，接受西式新学。1902年，他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同年出使日本考察日本中小学教育制度。回国以后，他即辞去总教习一职，返回故乡在桐城创办新式学堂，实现了一个旧式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产生是在新旧两种教育制度的交替过渡状态中实现的。一方面，科举制度仍是清朝政府选拔和使用人才的重要制度，八股制文、小楷贴括仍是读书士人必修的学业，舍此别无进身之途。另一方面，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洋务急需大量的新学人才，清朝政府和各地方相继创办了各类新式学堂，对外派遣留学生，大量翻译西学书籍，为新式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和条件。在两种教育制度并行的情况下，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必然要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他们一方面希望接受西学，投身于洋务事业，另一方面又受到传统科举之道的束缚；他们一方面想通过西学拯救中国于危难，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参加科举考试，以改善或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读书士人进身的途径除科举别无选择，一些洋务学堂培养出来的生员或留学回国人员，也必须重新参加科举考试才能取得入仕的资格。严复早年投身西学，他留学归国后长期在北洋水师学堂工作，只因职微言轻，“且不由科举出身，故所言每不见听”，转而又决心通过参加科举考试以改变自己的状况。在咸丰同治年间，“仕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乡人嫁女，必予秀才”，“新翰林乞假南归，所至鼓吹欢迎，敛材帛相赆，千里不赉粮；左宗棠“以举人参楚南戎幕，叙功至郎中，加卿衔，曾国藩、胡林翼、宗稷辰交章论荐，坚就不官，乃欲请咨会试”。[15]可见，在当时的读书人和一般社会观念中，科举之道仍被视为正途，有无尚尊崇的地位和荣誉。新式知识分子要冲破这种传统势力的束缚显得十分艰难，他们的成长道路必然充满了曲折和险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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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前进过程中从新到旧、从封建到近代过渡的产物。洋务时代新式知识分子群在其初生形态下就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性结局，无情地打破了中国知识阶层常规的“夷夏之防”的中央帝国的迷梦及华夏文明高于藩属的优越感，旧式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华文明熏陶下形成的骄傲自大心理开始旁落，人们开始怀疑这种文化的有用性，即用一种比较客观的眼光审视中西文明的价值，传统的价值尺度在知识分子中发生了改变。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取向始终循着读经--科举--入仕的运作模式前行。古老的书院制度使他们养成了“重理义、轻易事”的价值观念。在治学上，“惟有笃信敏求如昔贤所云，穷理必极其精，居敬必极其至，喜怒哀乐必求中节，视听言动必求合礼，子臣弟友必求尽分”。[16]其主旨是潜心钻研儒家经书，加强自身修养，使自己的思想言行不超越礼法，不违背仁义道德之教。在做人上，也要遵循圣人仁义礼智教导，义理在旧知识分子中具有无尚的价值。他们认为治人之道，“抑末利而开仁义，然而义化可兴，风俗可移”，若“兴利废义，则人各私己，争夺风起，患不胜言”。[17]洋务运动兴起以后，出于“师夷之长技”的需要，大批青年涌入国内的新式学堂，甚至出洋留学。特别是洋务运动以来，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发展，使得生产内容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在沿海地区尤其是诸条约口岸，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新的生活选择的可能性，这对中国知识阶层传统的义利观、价值观是一种强烈的冲击。一些知识分子突破了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的圉限，纷纷言商人之利，他们公开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为民族国家争利权，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如七十年代的郑观应、李璠、郭嵩焘都提出了“商战”说，认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通商二字尽之，“各国兼并，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兵之并吞，祸人易党，商之掊克，敝国无形”。[18]他们主张发展民族商业，提出中国只有以商敌商，发展商务，才能振兴国势，富强民生。洋务时期的部分知识分子不仅放弃了重义轻利的观念，而且开始重视工商业的经济利益，有些人还亲身参加了商业谋利活动。郑观应是当时新式知识分子从事近代工商业的典型代表。他“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19]最终成为近代著名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家。一大批知识分子被卷入洋务运动，从事近代工矿企业，他们在新的经济环境中，不断地涉取全新的经济生活技能和知识，也实现着自身从旧到新的转变。如贵州创办清溪铁矿局的过程中，候选通判徐庆沅、三品衔补用道候补知府曾彦铨、补用府湖北候补同知陈世卿、同治衔浙江候补知县王叔蕃、江苏补用从九品严润章、五品衔监生王庆禄等都以帮办、会办、文案等身份参与了近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洋务时期新式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转变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在步入近代过程中一种进步的价值取向，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是在强烈的中西两种文明的碰撞中实现的。在中西科学技术、中西物质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对比反差中，中国旧式知识分子向近代转化，在知识结构上还体现了中本西末、中体西用的特征。1861年，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一文中提出，国人须“以经史等学兼也”，主张学习应以中国的经、史等学为主，兼学西学，“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20]他还提出学习西学的顺序和内容：“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对西学与中学的关系有过明确的表述。他在1864年致函总理衙门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他将中学的“明理”和西学的“精艺”加以区分，并且认为对西学只是“师其法”，以维护“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的中国文武制度这个根本。他在《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专门论及学习西学问题时提出：“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21]他的看法相当明确，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表述的更为清楚，“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编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不可动摇，是本；而西学不能说就是“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犹如急病不得不用治标之方，是末。1862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以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即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本，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为末。郭松焘对待中学与西学的态度也十分鲜明，提出“时之应有常有变，而功之施有本有末”。“本者何？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吏择人而任之，则立本矣”。“敬绎六条之议，如练兵、制器、造船、理财数者，皆末也”。强调本末不能分割，而应循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未遑而始务其末者”。郭松焘的主张是本末一体，不能截然分开，认为西洋立国也是有本有末的，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等。1865年，薛福成在论及筹海防事宜时，写道：“防之之策，有体有用。言其体，则必修政刑，厚风俗，植贤才，变旧法，祛积弊，养民练兵，通商惠工，俾中兴之治业蒸蒸日上，彼自俯首贴耳，罔敢恃叫呶之战态以螫我中国；言其用，则筹之不可不预也。筹之预而确有成效可睹者，莫如夺其所长而乘其所短。西人所恃，其长有二：一则火器猛利也；一则轮船飞驶也……彼则技艺可学而能也……若是，则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矣。”他将政刑、法制、风俗、育才等列为体，火器、轮船等列为用。在他看来，体和用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体中也是有用的，这就指出了体与用的相互转化问题。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王韬认为：“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可已”，强调“明体达用，本末兼赅”。郑观应于1884年3月奉调广东，他在《南游日记》中写道：“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捍格，难臻富强”。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官僚文人中体西用、中本西末思想的倡导和主张，对当时新式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洋务时代各种关于科举制度改革的主张以及洋务学堂的办学思想也都接受了这一主张。如李鸿章说：“愚以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即在传统的考试科目中，增设西学一科。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新时代所需要的知识分子，不再是传统的儒生、士人，所需要的必须是“通天地人”的儒生。所谓天学者，以天文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地学者，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由地学推至其极者也。所谓人学者，以学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他要求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传统儒学基础上通天地人之学，传统儒学不是全部抛弃，而是弃其八股制文小楷帖括之术。传统儒学能使人“通古今识大体”，天地人之学，“皆有益于国计民生”。儒学知识加天地人之学，于是“体立用行”。[22]郑观应所提倡的实际上是中西学兼备的人才。洋务派创办的各类洋务学堂基本上贯彻着“中体西用”“中本西末”的原则，在课程设置上中学和西学并举。北洋水师学堂章程规定，生徒在入校前必须是“已经读数年书，读过两经，能作小讲半篇或全篇者”，入校以后，则只学习英国语言文字、地舆图说、算学、几何、代数、驾驶、重学、化学、格致等。京师同文馆生徒须学习各国语言，“讲各国地图，详各国史略”，讲求格物、数学、机器、天文、化学、万国公法等，也须讲习汉文经学，“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23]福州船政学堂虽然功课主要为西学，中学未列入正课，但也不是全部弃之不问，学堂仍令学生“每日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学策论，以明义理”。[24]由于在办学方针上贯彻“中体西用”的思想，并把西学作为生徒学习的必备课程，使洋务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知识结构上具有中西合璧的特征。严复幼年时曾入私塾读书，但在1866年进福州船政学堂接受完全的西方自然科学教育，学成之后又被选派去英国留学两年，广泛地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所以他的知识结构中既有传统的儒学内容，又有较为广博的西学知识。王韬“自九岁适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维说无不该贯，一生学业，悉基于此”，[25]可以看出王韬的旧学修养是相当深湛的。后来，他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学习西人象纬、舆图诸学，又得以遍游“域外诸国，览其山川之诡异，察其民俗之醇漓，识其国势之盛衰，稔其兵力之强弱”，在长期的与西人交往和考察西国社会的过程中形成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历史、地理各方面的知识。洋务时代中国新式知识分子普遍的受到西学的影响，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学知识，使他们冲破传统儒学的一统天下，眼界为之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