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灾难日重，中华民族处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情势下，从传统儒学营垒冲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历史赋予他们的共同使命就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在探索救亡振兴民族道路的过程中，他们爱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特征也表现得十分充分。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一批洋务知识分子率先觉醒，在知识界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救亡热潮。他们主张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抵御外侮，强调中国要自强自立。他们当时多数人都把兴办洋务，“师夷长技”作为民族国家自强自立的途径和方式。洋务运动的宗师、许多洋务新式学堂的创办者李鸿章当时认为，中国面临着被“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联合侵略，“一国生事，诸国构煽”，中国若不自图富强，则“中国日弱，外人日骄”，“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26]他提出“欲自强则莫于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李鸿章的这种主张当时固然有对付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一面。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商讨学习西夷求自强之术时说：“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27]到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已被清政府剿灭时，李鸿章的洋务自强主张的爱国民族主义色彩就非常明显了。他认为“泰西各国，皆起于弹丸之地，创造各种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规划如此之远，拓地如此之广，岂非其举国上下积虑殚精，人思自奋之效乎？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最称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28]中国也应举国上下积虑殚精，奋起直追泰西各国，“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早期的维新派代表人物冯桂芬、王韬、郑观应也是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下，主张向西方学习，以求得国家民族的自立自强。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是从事近代数学、物理、化学、机械制造研究的科学家，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表达了鲜明的爱国民族主义思想。李善兰在为其《重学》一书作序时说：“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之精，算学明也”，“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国，令震慑，奉朝贡，则是书之刻，岂浅渺哉！”[29]徐寿是研究机械制造的，他致力于军械的研究，以欲图存自强。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儿子徐建寅勇敢地承担了研制无烟火药的重任，渴望中国从军事方面强大起来，终于于1901年3月为研制无烟火药贡献了一个爱国科学家的生命。
    洋务运动时代，处于发韧时期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一般都主张学习西方，反抗侵略，抵御外侮，他们的思想发展轨迹经历了从学习西方技艺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转变，在这一认识过程中，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也在不断地深化、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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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务运动时代发生的中国新式知识分子，他们以敢为天下先的气概，倡导并实践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学习西方的近代化运动。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工矿企业，启动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洋务运动时代新式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科技文化的发展曾作出过巨大贡献。据资料统计，三十年间，同文馆师生译著近200部，江南制造总局二十余年间译书达163种，另附刊32种，其影响很大的《西国近事汇编》季刊出了108期。西方近代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矿物学、古地质学知识就是在这时通过他们的译著传播到中国来的。西方近代的政治、历史等方面的书籍也被他们翻译后介绍到中国来。如《公法便览》，汪凤藻译；《富国策》，汪凤藻译；《俄国史略》，俄文馆学生译；《各国史略》，杨枢、长秀译；《新加坡刑律》，汪凤藻译。这些译著在中国的刊出与传播，极大地丰富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内容，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特别是科技文化的发展。
    在洋务知识分子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和实践被一部分封建上层官僚士绅所接受，为后来的戊戌变法运动创造了一定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光绪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公元1889年2月13日），翰林院掌院学士麟书奏呈翰林院编修丁立钧之管见里说：“伏惟近年以来，正学不明，人心思动，读书通籍之士，以立品为迂谈，以放言为晓事，以圣书为无所用，以礼教事为不必拘，以先王之政治为不可行，以祖宗之章程为奉行故事，由是一倡百和，浸成风气”；各地督抚大员，在上奏朝廷的文中，也多“欲弃中国数千年成法改从外国”，“曰中国近患在于贫弱，不如外国富强，故欲舍己从人，革积弊之政，求自强之效。夫此种议论，始特创之一二人，近今以来，几于人习其说，虽有守正之人，心知其非，亦皆迁就依违，无敢直斥其谬”。[30]虽然，丁立钧、麟书等顽固派已经注意到渐成习风的维新变法呼声，不完全是早期维新派的维新变法思潮，它包含了当时社会上各个阶层对封建政治的改革建议和主张。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经过洋务运动三十年，由于洋务知识分子的倡导和实践，维新变法弃旧图新思想在当时中国社会已形成蔚然可观的趋势，它不仅为维新变法运动创造了一定的客观环境，而且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其主张和实践还成为维新变法的先导。如早期维新派及部分洋务派官僚对科举制度改革的倡导，即直接冲击了传统的科学制度和教育制度，促进了新式学堂的出现和西学渗入科举，成为戊戍维新时期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和兴办大中小学堂的前奏曲。戊戍维新时期的维新志士、帝党和洋务派官僚正是在“批判继承洋务运动时期科举改革思想的基础上，把科举改革推向前进的”。[31]
    洋务时代新式知识分子还以其亲身的社会实践活动，构建了新的人才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近代社会社会人才的观点，如：（1）体用兼备人才论。所谓的“体”即“道德之蕴，忠孝之怀，诗书之味，此其体也”；所谓“用”，即是求“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练习水陆之将才，联络中外之译才”。薛福成说，“体用兼该，上也；体少用多，次也”。[32]（2）破格用人及专门人才论。他们认为，人才需各有不同特长，不可强求，“非但统将内善战者不必善守，习水者不必习陆，未可相强；即通筹计，筹饷有筹饷之能，治军有治军之略，其细思谋略，措置施为，亦各具专长，用之得宜，则世无弃才。用之不当，则立形竭蹶”。[33]他们主张根据个人所长，不论资格，不论言阶，破格用人。这些关于近代社会的人才理论，突破了封建的传统人才理论的域限，使人们对人才的认识步入了近代的层次。他们对传统人才资格论的抨击，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发生、发展及形成，即中国传统知识界的近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由于洋务时代近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在封建文化的土壤上发生，时代条件的局限，使他们本身还带有明显的封建性。主要表现在：其一，他们同封建时代的知识阶层还存在着相似的面孔，他们虽然绝大多数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但是他们大多都具有科举制度下科举及第士人一般的官位和品第；其二，他们的经济生活面貌同旧知识阶层相比，仍无多大变化。其三，他们的思想虽然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虽然已有了重商盈利的观念，但并没有完全走出封建专制主义的桎梏。因此，在这一代知识分子群身上，既有浓郁的近代气息，也有相当的封建残留。
    注释：
    ①《洋务运动》（一），48页。
    ②薛福成《庸庵内外编》文编卷一应诏陈言。
    ③《戊戌变法》（一），159页。
    ④《戊戌变法》（一），181页。
    ⑤沈谓滨主编《中国近代科学家》，153页。
    ⑥《洋务运动》（八），22页。
    ⑦《戊戌变法》（一），第39页。
    ⑧《戊戌变法》（一），第40页。
    ⑨《洋务运动》（八），第5-6页。
    ⑩《戊戌变法》（一），第169页。
    [11]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癸卯条。
    [12]吴汝纶《桐城吴先生全书》“答严几道”1896年7月18日。
    [13]吴汝纶《桐城吴先生全书》三函三册，第13页。
    [14]吴汝纶《桐城吴先生全书》三函三册，第35页。
    [15]《近代稗海》第一辑，252页。
    [16]《倭文端公遗书》（二），第693页。
    [17]《倭文端公遗书》（二），第393页。
    [18]《戊戌变法》（一），第83页。
    [19]《盛世危言后编》八卷，第43页。
    [20]《戊戌变法》（一），第28页。
    [21]《李文忠公全书》卷19，第9页。
    [22]《戊戌变法》（一），第47-53页。
    [23]《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71页。
    [24]同上，第442页。
    [25]王韬：《韬园文录外编》，第319页。
    [26]《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第30页。
    [27]《李文忠公全书》奏章卷39，第28页。
    [28]《洋务运动》（一），第54页。
    [29]《碑传集补》43卷，第9页。
    [30]《洋务运动》（一），第251-256页。
    [31]苑书义《李鸿章传》，第227页。
    [32]《洋务运动》（一），第259页。
    [33]《洋务运动》（一），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