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看来，支持袁世凯就是支持反动，只有拥护孙中山，才是支持革命。可是，当时持张謇同样观点和态度的，并非少数人，而是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甚至连革命党的领袖人物也无例外。如革命党二号人物黄兴，1911年11月9日，就曾以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致书袁世凯，竭力颂扬袁的才能，并说只要他倒戈覆清，归附革命，“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23]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也曾致电袁世凯，表明自己只是“暂时担任”，并称“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24]如果说孙中山写这封信时是由于客观上有压力和为了争取袁世凯早日推翻清政府的话，那么，1912年2月13日，即清帝正式下诏退位、袁世凯通电声明赞成共和的当天，孙中山在辞职咨文中称：“此次清帝退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其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25]特别是1912年秋，孙中山应邀到北京会晤袁世凯后回到上海时的演讲中称：“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欲治民国，非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推荐项城（指袁世凯--引者），并不谬误。”[26]确是反映了当时对袁世凯的认识。应该说，袁世凯之所以能顺利地取得政权，就是跟当时对他的这种“共识”分不开的。正如张謇所称：“辛亥之役，海内骚然，中外人士，咸以非洹上不能统一全国，故南中各省拥护不遗余力，凡可以巩固中央者，举不惜牺牲一切以徇之，苏鄂两省，尤为显著。癸丑之事，洹上得收迅速藏事之功，虽由北方将士之用命，亦全国人心信仰之效也。”[27]正是由于当时大家对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普遍缺乏认识，误把支持袁世凯当作支持革命事业，才导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这一历史悲剧的发生。
    五
    张謇支持袁世凯，是以袁世凯赞同共和为前提的。张謇曾是坚定的立宪派领袖人物。1911年6月他入京对清政府“进最后之忠告”，就为请求实行立宪以阻遏革命形势的进一步高涨。武昌起义后一段时期内，为了采取补救措施，张謇的态度更为积极：10月15日到江宁，劝说清将军铁良援亟“鄂”，“奏请速颁决行宪法之谕”；第二天，商于江苏总督张人骏，未果；第三天又到苏州会见江苏巡抚程德全，“请速布宪法国会之议”，并连夜为之草拟奏稿；10月22日，“由咨议局迳电内阁，请宣布立宪开国会。”[28]可是，“曾未弥月，而响应已十二三省”，革命形势发展之快，是张謇始料所不及的。他既恨清政府不听忠告，“专己自逞，违拂民心，摧抑士论”，导致“人民希望之路绝，激烈之说得以乘之”的后果，同时也不得不面对革命形势已“猋举潮涌，不可复遏”的现实，与其让战祸绵延，“各省金融之闭塞，实业之拘困，父老之惊恐，子弟之死亡，妇孺之流徙”[29]的惨剧进一步扩大，最明智的选择，是顺潮流而动，努力争取实现共和。这无疑是张謇政治上一大进步。为此，他当时在给袁世凯的一系列函电中，都一再强调了实现共和主义的必要性：1911年11月8日的信中称：“旬日以来，采听东西南十余省之舆论，大数趋于共和……潮流所趋，莫可如何。公之明哲，瞻言百里，愿征广义，益宏远谟，为神州大陆洗四等国最近之大羞，毋为立宪、共和留第二次革命之种子。”[30]11月13日的电文中称：“謇持立宪之说十年，上疑而下阻……其必趋于共和者，盖势使然矣。”[31]11月19日，为辞宣慰使和农工商大臣给袁世凯的电文中又指出：“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观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于共和主义之下。[32]在给其他友人的信函中，张謇也一再阐述了同样的观点，并希望他们共同来做袁世凯的工作。如11月15日致张绍曾的信中说：“迩者鄂军事起，艰苦文明之举动，遂使各省响风……渴望共和之意，乃如危峰转石，不到地而不已……共和政体之成，已无可疑。惟望公与蓝、陈诸公赞助项城（指袁世凯--引者），早安大局。若多一日踌躇，则多一日糜烂，外人起而干涉，瓜分之祸，即在目前。”[33]正因为支持袁世凯是以其赞同共和、实现共和政体为政治前提的，故当袁世凯假共和的真面目逐步暴露，特别是1915年下半年复辟帝制的阴谋公开化后，道不合不能与谋，张謇坚决与之分道扬镳就势在必然。
    注释：
    ①②③《张季子九录·专录》卷七，《年谱》卷下，癸卯年五月，辛亥年五月、辛亥年闰六月
    ④《张謇日记》辛亥年闰六月十四日
    ⑤《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四，《劝告袁内阁速决大计电》
    ⑥⑨⑩[11][19]《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四，《为时局致袁总统函》
    ⑦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四，《致袁内阁电》
    ⑧《张謇存稿》页31，《致袁世凯电》（1912年3月9日）
    [12]《张謇存稿》页31，《致袁世凯电》（1912年3月10日）
    [13]《张謇日记》戊戌年八月十日
    [14]《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四，《促费克强返国函》
    [15]《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三，《为运动立宪致袁直督函》
    [16]《张謇存稿》页29，《与汤寿潜致袁世凯函》（1912年1月28日）
    [17]《张謇存稿》页30，《致袁世凯电》（1912年2月）
    [18]《张季子九录·文录》卷十七，《追悼孙中山演说》
    [20]《张謇存稿》页28，《致孙中山函》（1912年1月3日）
    [21]《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四，《为汉冶萍借款致孙总统黄部长函》
    [22]《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四，《辞实业部长电》
    [23]《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见《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一期
    [24]《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76
    [25]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辛亥革命丛刊》册8，页136
    [26]《总理全集·演讲丙》页3，《孙中山民国元年十月五日上海国民党欢迎会演讲》
    [27]《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四《劝告袁氏退休致徐菊人函》
    [28]《张季子九录·专录》卷七，《年谱》卷下，辛亥年八月
    [29]《张謇存稿》页19，《拟赴省垣宣告江苏父老书》（1911年11月）
    [30]《张謇存稿》页533，《致袁世凯电》（1911年11月8日）
    [31]《张謇存稿》页20，《拟会程德全属杨廷楝进说袁世凯》（1911年11月13日）
    [32]《张謇存稿》页22，《致袁世凯电》（1911年11月19日）
    [33]《张謇存稿》页20-21，《致张绍曾函》（1911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