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洋务派是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推动现代化的主要力量。在数十年洋务活动的岁月中，他们客观上给予中国的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的现代化以促进，然而却在政治现代化上毫无建树。但是，如果我们不否认甲午战争的失败并不是洋务运动的终结，从甲午之后到清末新政启动客观上有一段洋务运动复兴，即晚期洋务运动的话，那么便不难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晚期洋务派如张之洞、刘坤一等，对那时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需求是有认识的。尽管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他们的认识公诸于世时既不如资产阶级改良派那么具体明确，更不如资产阶级革命派那样慷慨激越，但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角度看，却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即他们对政治现代化的认识和表达，既反映了洋务派思想命运的历史走向，更折射出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艰难。本文对此进行论述。
    一
    所谓政治现代化，指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的以畜力为主要动力的农耕社会向以机器力为主要动力的现代工业社会迈进时，社会政治制度等发生与现代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转换。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程中，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主要有两条，即主要是通过大规模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打破既存政治体制而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或主要利用既存的官僚行政组织手段，自上而下地进行变革以完成政治结构的自我更新。就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来说，当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将政治现代化的需求摆上中国现代化的议事日程后，那时对这一历史课题最深刻的体认者和倡行者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无论是从国情考虑还是从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紧迫感出发，都将政治现代化的目标放到尽快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制度上，并认定最快捷和可靠的施行方法，是通过光绪皇帝的政治权威利用传统官僚机构自身来完成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以实现政治现代化，完成救亡图存的根本任务。应该说，这就是那时的时代认识水平，也是我们评判晚清洋务派有否政治现代化的认识，及这一认识达到何种水平的出发点。
    从历史的时序看，晚期洋务派的形成与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是共时的。而当维新派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愈来愈鲜明地表达了政治现代化的主张和要求时，其时晚期洋务派对政治现代化亦逐步有了认识。这一阶段晚期洋务派对政治现代化的认识，恰恰也最为集中地表现在被视为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集大成的张之洞的《劝学篇》中。当我们循上述基点予以分析时，这种思想便凸现出来。
    就那时中国社会改造的理想目标君主立宪制而言，所谓政治现代化在相当程度上是继军事、经济上的“师夷之长技”之后迈向更高层面的向西方学习。这就是说，作为形成政治现代化的认识第一步--认识与了解君主立宪制本身的优劣高下，或说了解君主立宪制的范畴，首先就与主体的西学观有关。纵观《劝学篇》对西学的涉及，可以看出张之洞对西学的认识基本上是与时代水平同步的。在该书中，他将西学分为“西艺”和“西政”两大类，其纲目是：“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①]在所概括的内涵中，所谓学校，从他在书中仿行西方教育模式对中国教育改革的设计看，不单单是单个的学校，而是以科举制的三级功名与西方三级教育制度的结合，即整个的教育制度。同样，度支、赋税、律例、武备、通商、劝工，指向的也是整个的财政、税收、法律、军事及工商制度。因此很显然，如果说“西艺”概括的是那时中国人所知的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话，那么“西政”则是西方的社会科学且指向是涉及各方面的国家制度，若非此，他也不会以“政”名之了。不唯如此，在“西艺”与“西政”的关系上，他一反早期洋务派谈“艺”不谈“政”的传统，称必须“政艺兼学”，而且进一步更说“西艺非要，西政为要”[②]。之所以“西政为要”，从西学本身而言，是“讲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艺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③]，即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乃是其经济的产物，为科学技术服务的，无此，现代科学技术将难以发挥最大功效。
    当把目光聚焦在西学的制度层面并给予了如此的重视，在维新派开议院的政治改革声浪中，张在《劝学篇》中顺理成章地讨论了议院制问题。他的讨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西方议院制在西方政治运行中效用的分析，他说西方实行议院制后，“君与臣民，相去甚近，威议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④]。从书中看，这一讨论表面是为了证明西方亦有“君臣之伦”而说的，但显然表达的却是议院制这一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因为当此时，维新派要求开议院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认为中国政治的一大弊端是上下不通，君民相隔，而仿行议院制可以克服，如郑观应就明确说：“中国病根在上下不通，譬如人身血脉阂隔，寝成痿痹，势必一蹶不振。今欲除此病根，非顺民情，达民隐，开国会设议院不可。”[⑤]可见，张通过实际上的中西政治对比而阐述的西方议院在政治运行中使君与民“相去甚近”、“好恶易通”、“亲爱过之”等对议院制的赞许，并不逊于维新人士，价值倾向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他论述了这种议院制与中国的圣道的关系，如说“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国君可散议院之议”，在中国的《周礼》、《论语》等书中均有，也即议院制这种政治形式在中国古已有之，时下的议院制“皆圣经之奥义”[⑥]。应该说，张的这一论述无论是正统的“西学中源论”也好，还是托古改制的政治谋略也好，在打开政治变革从理论到实际的通道上效果是同一的。
    那么，这种实际上包含了政治制度的“西政”之于那时中国改革的关系如何呢？无疑，在了解了“西政”在西方为优后，要回答在中国是否也为优，从广义的文化层面上看，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固有文化的认识评判，对中西文化关系的处理，而在根本上，决定于历史观水平，因为那时的改革无可否认地是要进行现代化，而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发展，一种对传统的变革。众所周知，在《劝学篇》中，张明确称：“天不变，道亦不变”，显示出停滞不前的历史观，但同时，他还展现出这样的认识，他说：“智慧既开以后，心理同而后起胜，自必有冥合古法之处，且必有轶过前人之处”；又说：“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预知。”[⑦]无需多言，这是十分明确的“今胜于古”的历史发展观，表现在这一根本问题上他具有一种矛盾的二元论色彩。既然圣人不能“尽泄”、“尽知”，而“西政”在实际上与中国的对比中又有如此的优越性，故他一反早期洋务派只承认技不如人的习惯，认定“政”亦有不如人之处。于是他说“西学”、“西政”之于中国的变革，应该是“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⑧]“西学”、“西政”取舍的限度，是：“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⑨]
    显然至此，就“西政”尤其是内含于其中的议院能否在中国仿行，就取决于能否使中国富强和“无损于圣教”，所谓“圣教”，即封建的道德名教。如上所述，“西政”可有益于中国在他这里是肯定的，因而问题的关键是“圣教”的保护与维系。无庸讳言，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道观出发，张充满着极其强烈的卫道意识，他同样明确地说：“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待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⑩]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演变看，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纲常名教确是封建圣人头上的光环，是封建中国的显著特征。从政治层面看，这一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正是封建政体得以存在的思想和道德基础。换言之，在总体上封建政治文化与资本主义的议院制是非此即彼的，要仿行议院制，必“损”圣教；要保圣教，必弃议院。张给自己摆出的是一个政治改革中难以解脱的二难困境。由于张公开表达的中体西用模式和强烈的卫道意识，论者一向因之论定张所要维护的是封建政体，并无政治现代化的认识。但必须注意的是，那时谋求变法的人们普遍存在一种将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相分离的思维模式与倾向，如要求变革政治制度最为激烈的康、梁，就并未在政治文化方面对封建道德予以批判。须知，将变革的目标深入到文化心理和伦理的层面，这是此后二十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因此，如我们不曾以此看待康、梁等人的政治现代化要求，那么也不应就此否定张之洞对议院制的肯定与赞赏。这样，当我们注意到张不无急迫地称：“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11]时，也就可以认为他不仅对西方的议院制有了解，而且不存在仿行的思想障碍即政治文化的抵捂。倘若他就此提出立即仿行，也并未超出其思想逻辑。
    然而，最终在回答是否立即实行议院时，张却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他说：中国“此时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12]即君主立宪制的建立是未来之事。显然，这一答案与上述思想似不尽完全合拍。为了弄清这是某种考虑更深思想的表达，还是谈议院制仅仅是应时之作，如他所说的要折中新旧中的抚新，虚晃一枪最终不得不临阵而逃，有必要将考察越出对《劝学篇》思维逻辑的分析，从更广的层面进行审视。
    政治制度的更替，归根到底要受社会经济、文化程度和社会意识的制约。就政治现代化之一的民主立宪政治而言，上述三个因素中民智、民力开发，即民众知识水平、现代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的提高尤显重要。中国那时政治现代化从根本上说，主要不是由经济的发展而引发，而是由民族危机的压迫，在思想超前的导引下被推上改革议事日程的。这样，对施行政治现代化来说，如果经济基础已显得不足的话，那么，在民质民力上则欠缺更多。可以说，正是由于对这一民质民力状况的认识与重视不同，使得同是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以完成政治现代化的人们在何时实行上产生了分野，其中的一派人主张缓行议院而首先专注教育以提高民质。如严复，他在维新之际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认识的全面与深刻，对封建专制政治批判的辛辣与尖锐，在那时无有出其右者，但他最终还是将政治变革转换成教育变革，在教育思想领域里展开了革命[13]；又如郑观应，他历来持有中国应尽快仿行议院的看法，但随着维新运动的展开目睹了变革的现状后，便在修订其《盛世危言》时，将原来的议院“犹谓中国尚可不亟行哉？噫！傎矣！”改为议院“必须行于广开学校人材辈出之后，而非可即日图功也”[14]。当然，从政治斗争的层面看，这种缓行议院而专注教育，无疑是一种临阵的退步抽身，但同时这种选择却展开了更为艰巨的人的文化心理的变革。历史证明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思想及实施同样有价值。
    那么，张之洞的整个政治现代化思想是否从属于上述思潮呢？答案是肯定的。不难看出，张“今非其时”的整个表达，无论是最终目标的设定，还是施行方略和途径，与上述严、郑等人都是同一的。不唯如此，在该书中他还不无深刻地指出：“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15]。所谓“习”，即民间习俗，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民众文化心理的反映，民质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说，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有赖于相应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而社会政治制度的真正变革和确立，又有赖于民众素质的提高。他将整个变革的基点和成败的关键放到了民质能否得到改造上。应该说，他如此重视民质，与他曾做过多年学官并久任封疆大吏对地方实况的了解不无关系。正是认识到改变这一民质状况的重要性与艰巨性，使他在作为改革实施纲领而非理论著作的《劝学篇》中，在认可并选定了议院制这一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后，设计了相应的经济、文化乃至社会意识等的以“学”为手段，以提高民质为目标的过渡性变革方案。一个“劝学”揭示了希望之所在。所以，他的“今非其时”，缓行议院，本质上是一个更为深远的变革方案的必然表达。
    还必须注意到的是，那时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特别是“百日维新”的开始，表明政治改革者们所认定并实施的变革路径，是依靠皇帝的权威和既存官僚体制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因而皇帝的权威和官僚们的“官质”更显重要。然而恰恰在此情况下是不容乐观的。于是随着“废八股”等改革的展开，特别是詹事府、通政使司等裁汰，观念的冲突挟带着利益的维护，使得守旧者被彻底激怒，新旧斗争趋向白热化，甚而康有为等人也有了缓行议院的意向。议院制成了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这样，如果说张政治现代化思想由于本身的特性，在将目标高悬一格后就转向了他方面的设计，从而缺乏对议院制明确、系统和集中论述的话，那么，在新旧斗争达到高峰之际推出的以调和新旧为己任的《劝学篇》，使在政治现代化的表述上又多了不少人为躲闪的色彩，使整个思想零散和难以索解。这也正是人们长期以来忽略其政治现代化思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无论如何，可以肯定地说维新变法之际，晚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亦形成了政治现代化思想。这一思想与康梁等人相较，相同之处在于最终目标都是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不同之处则是康梁等希望立行，毕其功于一役；而张则寄希望于教育的普及与民质的提高，将政治现代化放到了不定的将来去完成，从而不乏深刻的同时与急切的历史需求产生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