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时至1901年清末“新政”行将启动之际，晚期洋务派的政治现代化思想又有所长进。如果说此前他们对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虽有认识但却要缓行的话，那么这时则希望通过某种变通方式立行了。而且还相应扩张着与议院互为表面的诸如民权等认识。
    他们政治现代化思想的发展，导源于那时政治进程的演进。1901年1月29日，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冲击和八国联军入侵重创，且仍未从内扰外患所激成的统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的清政府，发布改革上谕，宣布实行变法，并要求内外臣工“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要政，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各抒己见[16]。无疑，这是清中枢认识到了非在一定程度进行改革不足以化解统治危机。而且，将以往不能触及的朝章、国政等也列入了“当因当革”之列，还要“参酌中西要政”来变革，似乎也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更新了。这种态势和氛围的出现，对在政治现代化上有识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深化并陈述自己识见的不曾有过的良机。
    还在1900年之际，中国政坛上以“东南互保”的筹施为标志，崛起了一个以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核心的东南实际上是包括了山东巡抚袁世凯在内的整个南方督抚集团。当此时，这一集团不仅宏观上为清王朝保有了大半个国土的基本安定，在经济上支撑着整个“西幸”的朝廷，而且还在诸如惩凶、回鸾等事上频频向朝廷施加压力。正是看重这一特殊的政治资源，“新政”上谕一下达，刘即电告张及集团的主要人物袁世凯、盛宣怀等人说：“变法须有次第，是一成不易办法，由浅入深，方可推行尽利。香帅胸罗全局，能先拟大纲，俾各省行效，建议相同，庶易采择。”[17]即主张由对改革有识见的张之洞设计，各省督抚统一口径上奏，以促进最高当政者按督抚们认可的方向变革。应该说，督抚们这时对政治现代化的认识是不一致的，但希望清廷行“新政”以对内政做一定的变革则是他们共同的愿望，故刘的建议很快得到响应，如袁世凯称“不厌雷同”，盛宣怀更发挥说：“臆见直以为能合五、六公折，方足以破主司之惑。”[18]在此基础上，刘进一步提出了南方督抚联衔上奏的方案并得到了其他人的赞同。督抚们为此开始了往返电商。
    庚子事变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说与封建政治运行中的上下不通和缺乏一定的制衡机制有关，这就不能不促使谋求变革的人们将目光集中到政治体制的变革上。在督抚们往返协商中，已有政治现代化认识的张之洞首先涉及了这一问题，并力图将政治体制的改革向现代化方向导引，提出了非常大胆的思想。他说：“其实变法有一要紧事，实为诸法之根本，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相维持之法也。中国民智未开，外国大局茫然，中国全局、本省政事亦茫然，下议院此时不可设，若上议院则可仿行。”如何仿行？他还具体拟定了督抚由司道府公举、司道由府县公举，依此类推，最后县由“通省绅民公举”，朝廷中外部院堂官也依这种层层推举产生的方法[19]。很显然，这表明经历了庚子年间的社会大动荡后，张之洞也将政治现代化看作了改革中“要紧”的“根本”之事，更加突出了政治现代化在整个改革中的地位，将此直接作为了整个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而且鉴于局势的紧迫，已不待民质的提高，而是要通过变通--先设上议院并公举官吏，将政治现代化由两年多前的缓行纳入实际操作了。
    张之洞此议一出，马上得到了刘坤一的认可与称赞。他说：“议院意美法良”，张的设计“极为精当”[20]。刘的这种表态并非官样文章，实际上刘对政治现代化在维新之际亦有所认识，在“百日维新”的后期，即众所周知的他被光绪皇帝斥责之后，他通过具体行动反映了这种认识[21]。因而同样是经历了庚子之乱的强烈刺激后，他的认识也在发展。而且，他不仅认可议院制，还加深着对民权的认识，如他在论为学之序时说，在获取知识上除传统的经史子集外，还必须有“西政丛书、经世文续编、三编、新编等书，阅之可知欧洲学术政治及中西交涉本末。《泰西新史览要》，记泰西百年变法兴利尚民权等事，阅之可扩识见”[22]。这样，如果说张的“公举”是对自己《劝学篇》中“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内在的否定的话，那么，刘对“民权”明确的推崇，则与之共同加深了晚期洋务派对政治现代化的认识。
    那么，张、刘两位晚期洋务派的主要人物在往返电商中和师友信札中所表现出来的已进一步提高的政治现代化认识和要求，是否见诸奏章而公开表达于世呢？显然，有必要对他们最终完成的以应“新政”要求而撰的“江楚三奏”进行考察。
    “江楚三奏”由《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拟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三个既相对独立又紧密相联的奏章组成。它是由张之洞主稿、但却经两人字斟句酌的讨论后，由刘坤一领衔上达朝廷的。纵而观之，通过人才培养、整顿中法和整顿西法方面所设定的破与立的变革，实质上涉及的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新式文化教育和确立新的社会风尚等[23]。这也就决定了刘、张对在本质与这些变革紧密相连且已被视为整个改革“根本”之事的政治现代化不能不在其中有所反映。这方面至为明显的是他们说：“方今环球各国，日新日盛，大者兼擅富强，次者亦不至贫弱。究其政体学术，大率皆累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百人之修改，成效既彰，转相仿效，……此如药有经验之方剂，路有熟游之途径，正可相我病证，以为服药之重新；度我筋力，以为径程之迟速。盖无有便于此者。”[24]这即是说，西方的政体学术是经过数百年研究和施行，在强国强民上成效显著的东西，是可以“转相仿效”的人类精神文化财富，它正可以“相我病证”，是治我顽症的极便利的“药剂”，是走内政改革坦途的“途径”。言下之意，就是那时中国非实行西方的“政体”--议院制不可了。无疑，这正是他们要求在中国实行政治现代化的表达。从是否施行的角度看，显然较之以往的“今非其时”前进了一步。
    但亦不可不注意到，他们的上述表达不仅较为隐含，而且是一种泛论，即没有从笼统的西方“政体”深入到具体的政治制度如君主立宪制，以及民权等问题，更没有展现在谋划过程中所主张的那种结合西方议院制与中国国情所作的变通。这样，就一个设计整个社会变革方案及步骤的奏章而论，尽管以特定的方式表达了中国要富强非仿行西方政体不可的主张，但由于没有相应的如何施行的具体构想，从而这些建议只不过是给最高当政者一个认识上的参考和向导，政治现代化并不是要立即施行。这样，他们最终的指向仍然首先是社会环境和人的文化心理的改造，所谓“变通政治人才为先”，然后同时并举的是中法的整顿和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乃至法律制度的采纳等，从而无可否认的又回到了施行议院制“今非其时”的基点上。
    刘、张政治现代化的认识与公开表达何以存在如此的距离？实际上，从认识到公开表达即向当政者建言，即对认识是否反映、怎样反映，是一个交织着多种因素与矛盾的复杂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较之认识政治现代化的必须更为困难。当我们把刘、张谋划“江楚三奏”的过程置于那时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进程中考察，便可发现刘、张上述状况的出现，主要在于：
    其一，从自己对社会状况的体认出发，刘、张希望以一种平稳的方式完成这一次“参酌中西”的内政变革。
    如前所论，对那时欲进行的依靠现存官僚机构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现代化而言，民质的高低和能否有足够的政治权威和政治资源，破除来自体制内阻格，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维新变法业已从某种角度表明，那时无论是民质还是官僚体制，以政治现代化的要求绳之，其景况是不容乐观的。而作为任封疆大吏数十年、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的刘、张二人，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即对朝廷内部和地方实况，有相当的认识与了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对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艰巨性的认识远远超过维新之际的康、梁等人。因而张才会有“今非其时”之论，而刘则是在认定维新的步伐过于急促后，一方面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按兵不动，另一方面“即拟奏请熟思审处，勿过纷更，勿涉急遽。”[25]
    这种思想认识，基本上框定了他们可能选取的变革路径。尽管在急迫的民族危机下，张似想在政治现代化上向前走一步，但刘却坚决不同意。刘虽然认定“议院意美法良”，对张的设计“曷胜钦佩”，但又怕这一在当时是“骇人”的行动在实际中“多阻格，未能照行”[26]，反而因过激过快招致反对，影响了刚刚起步的“新政”。刘认定变法“必须从容易处下手，循序渐进，坚定不摇，乃有实济”[27]。从而主张政治现代化即议院之事不必直言。正是有上述的思想基础，张很快同意了刘的看法。此后，两人即是以这一思路撰稿的，从而有了上述的表达方式。他们称作是“布告天下，不至于骇俗”[28]。
    其二，刘、张对最高当权者在政治现代化上态度的了解，制约着他们在奏稿中对政治现代化要求的表达。
    对规模较大的政府主导型的变革来说，最高当政者的态度与意志亦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就政治现代化而言，倘若最高当政者意识到必须并着意于此的话，他往往可以发现并依托可用的政治资源，针对现实采取通过某种变通的政治制度，然后以法令的形式推行，同时辅以相应的社会经济改革和提高民质与改造民俗的措施，推进整个现代化进程。从世界现代化的实际看，这种例子在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中并不鲜见。
    那么，那时清王朝的最高当政者对政治现代化之于中国的认识如何？刘、张对此又有多少了解？纵观整个清末“新政”，历史证明清最高当政者在政治现代化上始终无真心，更无诚意。如果说1905年之后在社会压力下清政府还搞了一场君主立宪的真戏假演的话，那么应该说在1901年之际，清最高当权者与政治现代化是水火不容的。从这时刘坤一对最高当政者的概括“内间之意，过新之事不行”[29]来看，刘、张对之在政治现代化上的态度是了解的。因为经历了数十年的洋务运动，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对清政府也不是新事，所谓“过新”，显然就是还“骇人”、“骇俗”的政治现代化。由此他们认定，若提“过新”之事，最高当权者“必以为骇人听闻，置之不理”[30]。反而影响整个改革进程。可以说由于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他们的表达。
    其三，刘、张欲借用督抚联合体向最高当政者在变革方向上施加压力计划的流产，也制约着他们在奏章中对政治现代化要求的表达。
    在政治变革进程中，当统治阶级内部意见相左时，往往会出现一方或一派凭借一定的方式如政治、经济实力压迫另一方甚而最高当权者，以选取自己认可的变革方向的情况。或许正是认识到实行政治现代化民质的不足，走政府主导型的变革最高当权者又无意于此，刘、张实际上从清廷征询变革意见时一开始，就试图借用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如前面所述，经过刘的发动谋划，至1901年2、3月间，一个由南方督抚上奏言“新政”压迫清中央政府按地方之意行新政的计划开始实施。
    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看，应该说若这一督抚群体言变革的奏章形成，对促进最高当政者对政治现代化的认识乃至对政治现代化的宏观进程是不无益处的。然而同样不可忽略的是，倘若上述计划实现并促使清政府如此变革，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皇权，即限制最高当政者，而且会造成某种行“新政”上地方言中央行、地方成为重心，进一步加剧已经出现的内轻外重的政治局面，况且，又会对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一场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运动而必须保持和加强的中央政治权威产生侵蚀，这当然为一直汲汲恢复皇权绝对权威的清廷所不愿。这样，到了4月下旬，鉴于已超过规定的“限两个月奏到”的期限而“各疆吏使臣多未奏到”的情况，实际上也即得知了南方督抚群体将联衔上奏后，清廷采取了行动。先是成立督办政务处，派奕劻李鸿章、荣禄、昆罔、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大臣。刘、张二人虽然得到了“遥为参预”，名列参政的荣耀[31]，但清廷却由此握定了“新政”的大权。接着，令“某老嘱达”督抚们在陕西的“耳线”，要督抚们“各举所知，勿联衔上”[32]，力图消除南方督抚们自“东南互保”形成的以东南为重心的督抚们联手对付朝廷的状况。
    善于见风转舵的袁世凯见此首先变计，很快单独上奏。盛宣怀见状也称：“慰帅来电，以两帅现列参政，与他省分际不同，拟改为分奏，如分奏而大意相同亦妙”[33]。如此，以刘、张为核心而联南方督抚会衔言“新政”的计划宣告流产，“东南互保”以来客观存在的东南政治中心走向解体。此后，虽然由于刘的坚持，刘、张仍然会衔上奏，从而形成了“江楚三奏”，但老于官场的刘、张二人在失却了督抚群体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后，很难在奏章中直述“骇人”的且被认定最高当政者不会同意的政治现代化建议了。
    可见，1901年之际，晚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刘坤一和张之洞在不同程度上都深化了自己的政治现代化认识，从即将开始的一场清政府不得不进行的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的角度看，作为那时权要人物的刘、张有此认识，无疑较一般资产阶级人士通过舆论影响传统政治结构更新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当然，这一可能性的前提首先在于必须将所识明确地公开地表达。但令人遗憾却又必然的是，由于诸种矛盾的交织，这一前提始终未能出现。众所周知，“江楚三奏”是整个清末“新政”的理论基础，其实之所以能成为理论基础，主要在于所设计的具体变革适合最高当政者的需求。倘若刘、张在政治现代化上直抒其意，等待“江楚三奏”的必定是另一种历史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