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0日，康离开北京，前往天津、上海。康此行，可以说是出于无奈。3日前（17日），光绪再次明令康前往上海督办官报局，并对康迟迟未去表示“实堪诧异”[①h]。上谕语调坚决，除非北京政局短期内发生变化，为擢用康制造有利条件，否则康实在没有选择余地，唯有遵旨离京。翌日（18日），“康党”即由谭嗣同出面，夜访袁世凯，商讨部署军事行动的所谓“戊戌密谋”。密谋的具体内容，究竟是袁于光绪到天津阅兵时执杀直隶总督荣禄，以消弭旧党废立光绪的威胁，还是由袁率兵入京包围颐和园，直接劫制慈禧太后？两种说法都有疑点，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又各执一词，孰是孰非，殊难取决。日后康、梁矢口否认有围颐和园的阴谋，论者或认为这是政变后康、梁为求开脱罪名作出的矫饰之词，不足为凭。其实，政变后康有为在海外攻击慈禧，对她的品格、行为竭力诋毁[②h]，组织“保皇”活动又处处以铲除慈禧、扶助光绪复位为大前提。所谓戊戌兵围颐和园的意图，与他流亡中的政治趋向若合符契，若真有其事，又何必隐讳？近年发现毕永年著《诡谋直纪》，似乎又为康、梁戊戌对慈禧不利的密谋提供了“确切可靠的证据”[③h]。但细读毕文，一些重要问题尚有疑问，如对政变前毕永年在康党的地位及其参与机密的程度，其称袁、谭秘密会晤时康有为也在场的真确性，其撰写《诡谋直纪》及将之交给日本外交人员的动机等等，因此似不宜轻易全面置信，不能认为据此则围颐和园一案已有定谳。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梁、袁记载倒是一致的，即谭嗣同、袁世凯见面没有作出即时行动的决定。武力干政既然无望，康只好离开北京，9月21日在天津搭上太古公司开往上海的轮船“重庆号”。同日，慈禧训政的上谕在京颁下，政变正式开始。
    康有为对政变本来一无所知，船过烟台时，他尚有闲情上岸购买梨和石子[④h]。当船抵吴淞口外为英人拦截时，他才知道北京政局已起变化，清廷正在通缉他。英人为什么要插手援救康？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事后向庆亲王奕劻表示，康未成为通缉犯前，他从没有听过康的名字[⑤h]，一些在华英人如传教士李提摩太遂拿这话作把柄，批评窦纳乐对清廷事务的隔阂，因为像康这样突出的维新领袖，窦纳乐只要稍为留意，是没理由不认识的[①i]。窦纳乐后来向英外交部解释称，康有为在英人庇护下逃脱，他对奕劻说的话，是不想清廷误会英国早有预谋的干涉中国内政[②i]。窦纳乐对中国朝政虽然谈不上有深入的了解，但关于康有为，其实不必这样去辩解。1897-1898年，正值列强在华争夺权益趋于白热化阶段，窦纳乐作为英国驻华最高代表，又岂会漠视中国政情？尤其对可能影响英国利益的清廷高层人事的进退，更不会轻易放过。所以这时期他向英外交部的汇报中，经常提到清廷要员如翁同和、李鸿章、张荫桓等人的动态。康没有列身朝廷高位，又从未名正言顺地掌权，窦纳乐不认识他，是不足为奇的。将康从吴淞口截获转送香港的决定，原来就不是他的主意。其中情节，更不是清廷和负责将康捉拿归案的官员所能预见的。
    四
    政变发生时，窦纳乐正在北戴河度假。当时鲜为人知的是，他还约晤英国驻华舰队总司令西摩尔中将（Sir Edward Seymour），筹划替清廷重组海军的方案[③i]。9月17日，西摩尔带同舰队抵达山海关赴约，其中英舰3艘泊金山嘴，4艘泊秦皇岛。由于舰队来意不明，直隶提督聂士成遂发电报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报告。荣禄于9月18、19日连向北京总署发电四道报告此事，直到20日晚间才再发电称，英舰已于当日下午6时全部驶离[④i]。显然，窦纳乐和西摩尔的会谈已经结束。不难想见，荣禄的电报在北京掀起了一阵恐慌，营造出来的紧张气氛，正配合旧党这几日间的行动。9月18日，杨宗伊上折，指责光绪延用外人变更朝政，并吁请慈禧重行训政，19日，慈禧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这都是在英舰对朝政可能构成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的。英人无心插柳，却助长了旧党的声势。9月21日，政变发生，窦纳乐仍在北戴河，虽然他接获北京使署急电告知消息，但津京火车已经停驶，他无法赶回部署相应的外交措施，也没有想到一个名叫康有为的清朝官员的安危，会在上海引起一场中英交涉的风波。
    政变爆发当日，北京步军统领衙门只捕获康广仁，没有找到康有为。22日，清廷电谕天津、上海等地官员，密切注意开来的火车、轮船上是否有康，以便随时查拿。同日，荣禄已探悉康于前一天晚上“乘重庆轮船转烟赴沪”，他除向总署汇报代奏外，还“急电李希杰、蔡钧迎头搜捕，悬赏务获”，又电咨南洋大臣刘坤一，从南京配合上海的搜捕行动[①j]。刘坤一遂“急电饬令沪道蔡钧严密逐船搜查”，又悬赏3000元捉拿康[②j]。上海道蔡钧分别接到北京、北洋大臣、南洋大臣捉康的命令，承受的压力可谓沉重。为了将康截获，他去函英驻上海署理总领事璧利南（Byron Brenan），称领有捉捕康有为的密旨，要求搜查进口英轮，随后再派一名亲信前往求见，声言光绪被康用药毒死，案情严重，不得不将康捉拿[③j]。揣其用意，为了取得英方合作，不惜将案情渲染、夸大。所谓康进“红丸”毒弑光绪的谣言，似非荣禄、刘坤一或京中旧党罗织出来诬康的罪名，而是上海官员为求达到捉康目的向外人捏造的借口。既非事实，所以不便见于外交公文，仅能口头提及，这是蔡钧先去信后再派员往见璧利南的原因。但毕竟事态严重，璧利南反要审慎处理，他知道窦纳乐仍滞留北戴河，未能及时返回北京和伦敦联系，于是便宜行事，直接去电英外交部，传达“光绪已死”的惊人消息。光绪的死讯随即在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外人中传开。
    蔡钧还未取得璧利南搜船的许可，便已采取行动。他购得“康犯照相多张，分交所派员役，在淞守候竟夜……又商税司派洋员乘轮在淞口守候，并以堂兄认识康貌同往指拿，凡北来轮船逐一拿捕”[④j]。又于刘坤一悬红以外，另加2000元作为捉获康的奖 赏[⑤j]。23日上午，英国船“尔多拉多号”（Eidorado）开到，一名英籍海关人员持一帧康的照片上船搜查，但没有找到康。由于这项行动事先未得英方认可，“尔多拉多号”船长和当时停泊上海的英舰“凤凰号”（Phoenix）高级指挥官科可仁（R.P.Cochran）分别向璧利南投诉，科可仁并调派旗下“鄂司克号”（Esk）战舰到吴淞口监视，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⑥j]。璧利南去函蔡钧抗议，指强登英船搜查，乃严重抵触国际法的行为[⑦j]。
    同日稍后，消息传到上海，称康有为将于翌日乘搭“重庆号”（Chungking）到达。璧利南见清方人员已在码头和附近海面部署，蠢蠢欲动，为免非法搜船事件再次发生，决定派人在吴淞口外将康截获，转送他船离去。同时，他向蔡钧佯称，英领事馆会派出“巡捕两人到船查缉，不许中国派员役搜捕”[⑧j]。蔡钧对此怀疑，于是暗中访查，探悉“康有为果为英人拿，必任保护，决不送办”，但事涉外交，他也莫可奈何。璧利南为了避嫌，截康行动不由领事馆人员出面，而由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濮兰德（J.O.P.Bland）代办。9月24日，“重庆号”开到，康见到濮兰德后，才知道朝局的变化。稍后，窦纳乐向英外交部表示，他对璧利南权宜处理这事全力支持。
    璧利南插手援救康有为，据他的解释，乃基于两点考虑：一是避免清廷官员非法上英船搜查而引起国际事端，二是当政变爆发康成为逃犯时，康正在英旗保护之下，所以应予特别看待。以上两点，都从外交、国际法的角度着眼，没有顾及康其人。若是另一个中国官员身陷康的处境，璧利南的措施大概也不会两样。对英国驻北京、上海的外交人员来说，康不是他们熟知的清廷重臣。他们对康的认识，是在康从“重庆号”转到另一艘停泊吴淞口的英船“巴拉瑞号”（Balaarat）后才开始的。先是英驻上海“按察使司衙门副臬使”班德瑞前往“巴拉瑞号”与康见面，两日后，该船驶往香港途中，北京使馆的参赞戈颁（Henry Cockburn）乘同船返英养病之便，访问了康。两次谈话的内容，分别见于事后班、戈作出的书面报告[①k]。他们对康都不大恭维，一致认定他志大才疏、难膺重任。戈颁对康的一些论点，还当面提出异议，后来窦纳乐读到戈颁和康谈话纪录时，还亲笔批注，矫正康对一些所谓守旧派人物的评价。可见英人在政变初期援救康，实由当时环境促成，与康在百日维新期间的活动无关，更非出于对康的偏袒或好感。
    英人对康的初步印象，很快便发生变化。康跟班德瑞和戈颁谈话时，已极力鼓动英国出面干涉政变，甚至对北京用武，扶助亲英、进步、勇于改革的英明圣主光绪复位。班德瑞、戈颁、窦纳乐对康这个吁求，视同梦呓，反应冷淡。康抵达香港后，再发表类似的言论，才取得较广泛的同情和支持。管治香港的毕拉克少将（Major-General W.Black）向英国殖民地大臣报告时，认为戈颁对康的看法过于轻蔑[②k]。政变后外人对康的态度，不管是友善的还是敌意的，是热情的还是冷淡的，都基于一个假定，即康在戊戌维新期间曾是光绪的亲信、谋臣，终于位高势危，被顽固、亲俄、有排外倾向的旧党倾轧。这个印象，部分由康在外积极宣传所致，但外国昧于中国内情，也是重要因素。就是长期驻京的外交人员如窦纳乐、戈颁之流也不例外。他们都批评康鲁莽冒进，推行不切实际的改革（如变易服色），对康的政见也不尽赞同，可是他们都没有认真考究康在戊戌新政中的角色。其他外人对中国政局、对康的认识更见隔膜，而康被清廷通缉的事实，似又意味着政变前康确曾叱咤一时，这对树立康作为流亡政要的形象，提供了莫大方便。
    流亡期间，康享有特殊的政治身分，各国政府对他的保皇活动有时给予支持，有时碍于和清廷的关系或进行抵制，对康提出居留、到访、过境的要求，一概予以拒绝，可是从没有根本怀疑康原来在中国政坛上的地位。康所到之处，官方和舆论对他的称呼便鲜能恰如其分，而且常会夸大失实，康自然将错就错，不去一一更正。例如加拿大和美国政府公文和民间报刊，称康为“兵部侍郎”（Vice Minister of War）、“宰相”（Prime Minister）、“前国务顾问”（ex-Counsellor of State）、“（光绪）皇帝的秘书”（Secretary to His Imperial Majesty）、“将军”（General）、“王爷”（Prince）等[①l]。最常见的称谓是“阁下”（His Excellency），据国际惯例，这原是对大使、总督级政府要员的尊称。加国总理乐日雷（Wilfrid Laurier）和美国总统罗斯福（T.Roosevelt）更先后接见了康，表现友好。康在加、美以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香港、新加坡、英属印度、丹麦、瑞典、摩洛哥游历时，也同样受到厚待[②l]。政变前仅属一名工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康有为，政变后摇身一变成为国际瞩目、先后游历四大洲三十多国的流亡政要。变化之骤且巨，恐怕康先前作梦也没有想过。
    五
    综合上文，可得出下面几点结论。戊戌变法和这时期康有为的活动，早已成为研治中国近代史的热门课题，有关论著数量堪称可观，不同观点引起的争论也算热闹。但到目前为止，似还没有出现一套权威解释，可作为这段历史的定论。资料不全，康有为中心说又过于偏狭，常使考察活动受到限制。在研究过程中，特别是在资料阙如的情况下，有时难免要诉诸推想、假设，就问题的整体勾画出一个全面的轮廓，作为继续探索的指引。学人的责任是要说明问题的哪些部分可以确定，哪些部分需要存疑；有一分证据，作一分论断。明白现阶段研究的困难，研究工作才可望继续深化下去。
    戊戌政变的发生，在绝大意义上说是一桩不幸事件。维新事业受挫，中国自强大计一再推延。后世景仰的“六君子”未经审讯便仓促临刑，难免构成冤狱。光绪失权，饮恨瀛台达十年之久。慈禧顽固派的恶劣历史形象，经此一役，更难洗刷。唯独康有为可说是将这次不幸化为对己有利的条件，政变前多方活动都渴求不到的主导地位，此时在外人对中国朝政的实际朦胧的认识中得到了肯定，成为他流亡中的政治本钱，足以与革命派在海外争一日长短。在康来说，可算是不幸中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