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从逆境中找到生路，不能不说是拜清廷无意所赐，其中上海脱险是关键的一环。道台蔡钧急于将康拿获，不惜向外人编造出康进红丸毒死光绪的谣言；他的部属为求立功，领取悬红，在取得英方同意之前，贸然上船搜查，之后又守候“重庆号”开到，随时准备有所行动，在在都引起英人关注。璧利南不能轻率从事，为了避免搜船事件再次引起冲突，先行将康接至他船，无形中给予康政治庇护。在这个过程中，璧利南针对的是事，不是人，获救的是康，仅是一个偶然巧合的因素而已。假如当时蔡钧循外交途径低调处理，没有引起璧利南不必要的疑虑，则取得英方合作，将康捕获，不是没有可能的。康在吴淞口脱险，过程极富戏剧性，从这时开始，康不断对北京政局发表口头和文字的评论，对慈禧、刚毅、荣禄、李莲英等所谓旧党人物，更尽挖苦、攻讦的能事。康逍遥海外，清廷的反击力受到阻限。当时盛传清政府派人前往康所在地进行暗杀。这个尝试，反助长康的声势。例如，1899年康有为加拿大之行，英国殖民地大臣事先知会加国政府，保障康的安全，加国“西北骑警公署”（North West Mounted Police）便派出专人，陪同康一行人等在境内旅行、活动，随时保护[①m]。后来康在香港、新加坡等地，也受到类似的待遇。暗杀的传闻越盛，外国政府越不能坐视，对康的安全越加留意，而康作为流亡政要的身分也越益显著。
    这个身分，与政变前康的地位并不相符。可以想见，康从吴淞口获救的一刻开始，便急于整理出一套有关中国政情的解释，用来说服英人，以换取他们的信任和继续庇护。虽然脱险前他不知道政变已经发生，但获救后却称离京经津赴沪，是因为奉有光绪出外求救的密诏。光绪曾否给康密诏，本身已成疑问，现见所谓林旭带出的密诏，其中有光绪勉励康、称将来与康“共建大业”的言语，一派江湖口吻，并非光绪原来的语气[②m]。康又没有密诏原件出示，或谓康读过密诏后已按例缴回，可是既奉诏求救，一发千钧，又何必拘于成例，将最关紧要的凭据、护符也轻易放弃？所以康获救后，必须凭记忆窜改或索性假造光绪谕旨，以博取外人信任，自此保皇也成为他政治活动的纲领和向华侨募款的有力呼号。政变前后康的际遇明显不同，严格来说，康的政治生涯在政变后才真正找到出路，保皇事业是其大方向，是康可以游历列国、周旋于国家元首、政要中间的原因。在更深一层个人的意义上，也是康利用光绪名义显达海外之余，对“圣主”所能表示的最起码的感激。
    本文撰写期间，承加拿大国家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研究委员会（SSHRC）资助，又承Dr.Robert Worden惠寄资料，仅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a《与穗卿仁者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
    ②a黄彰健编《康有为戊戌真奏议》，台北1974年版，第438页。
    ①b英国外交档案FO（Foreign Office）17／1718，康有为与斑德瑞（F.S.A.Bourne）谈话备忘录，第187-188页；《戊戌变法》第3册，第526页。
    ②b《戊戌变法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5-174、207-209页。
    ③b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9、400-403页附表。
    ④b《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1970年版，第540-601页。
    ⑤b黄彰健编《康有为戊戌真奏议》，第99-434页。
    ①c丁文江、赵丰田前揭书，《与碎佛书》，第122页。
    ②c《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126页。
    ③c参见邝兆江《“上谕档”戊戌史料举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18-1119页。
    ④c黄彰健编《康有为戊戌真奏议》；孔祥吉前揭书；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①d国家档案馆明清档案局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②d邝兆江前揭文，第1113-1116页。
    ③d《翁同和日记排印本》光绪24年4月7日，台北中文研究资料中心1970年印行，第2175页。
    ①e《戊戌变法》第2册，第44页；《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54页。
    ②e《戊戌变法》第2册，第431-432页。
    ③e《戊戌变法》第2册，第51页。
    ④e丁文江、赵丰田前揭书，第121-122页。
    ⑤e《戊戌变法》第2册，第572页。
    ①f光绪戊戌正月册，藏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①g丁文江、赵丰田前揭书，第122页。
    ②g《戊戌变法》第2册，第59页。
    ③g《戊戌变法》第1册，第367页。
    ④g《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1页；关于杨折与戊戌政变发生的关系，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
    ⑤g关于筹办大同译书局和大同学校等活动，见丁文江、赵丰田前揭书，第71-73页。
    ①h《戊戌变法》第2册，第97页。
    ②h见FO233／122所收康从香港寄给英方的“照会”和信件。
    ③h见《近代史资料》第63期；对毕文的一些疑问，见拙文"Communications to the Editor",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2:404（1993）。
    ④h见康有为《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62页。
    ⑤hFO 233/44,"Record Book"（June 1897 to November 1899），P.185.
    ①iForty-five Years in China,New York,Frederick A.Stokes Co.,1916,p.266.
    ②iFO 17/1336,No,207,October 13,1898.
    ③i有关文件见Seymour to MacDonald （August 19,1898）；MacDonald to Seymour （September 11,1898），in FO 228/1277;MacDonald to FO,in FO 17/1341,No,292;"Memorandum by Major-General Ardagh on the Future of China",FO 228/1269,No.100附件。
    ④i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收电档》，光绪24年8月3、4、5日北洋大臣电，藏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①j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收电档》，光绪24年8月7日北洋大臣电。
    ②j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收电档》，光绪24年8月8日北洋大臣电。
    ③jFO 17/1336,No.59,Brenan to NacDonald（September 26,1898）。
    ④j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收电档》，光绪24年8月8日上海道电。
    ⑤j⑥jFO 17/1718,enclosure 1,p.195.
    ⑦j璧利南致蔡钧函，见FO228／1293。
    ⑧j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收电档》，光绪24年8月9日上海道电。
    ①kFO 17/1718,pp,183-191;FO 17/1336,pp.137-149.
    ②k英国CO （Colonial Office） 129/285,Black to Chamberlain（October8,1898）。
    ①lRobert L.Worden,"A Chinese Reformer in Exile:The North American Phase of the Travels of K'ang Yu-wei,1899-1909"（Ph.D.dissertation,Georgetown University,1972），pp.30-31.
    ②l有关康流亡期间的活动，见康文佩编《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第1-87页；又Jung-pang Lo,ed.,K'ang Yu-wei: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Tucson,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67,pp.175-278。
    ①m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Ottawa,RG18,Vol.170,File 339.99.
    ②m认林旭曾传出光绪给康密诏，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419页；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443页；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