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大众政治带来的另一新事态，是利益集团积极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它同样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变得越益频繁，而且往往后果重大。其中，殖民、经济和军事三类利益集团最为引人注目，当然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或者盘根错节地结为一体，或者互相协调共兴波澜。作为殖民活动的最积极力量和开拓先锋，许多冒险家、传教士、商人、驻外军人和为他们提供物质后援和精神支持的殖民主义社团，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的现代帝国主义扩张狂潮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致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强调这狂潮“与其说是政府有意组织策划的结果，不如说是坚执之士群体的活动的结果”（注：René Albrecht-Carrié，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CongressofVienna.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1973,p.191.）。按照另一位历史学家的描述，例如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军人在海外扩张方面肆意妄为，以“取悦（母国的）殖民宗派”，并且为此同报界串通一气来制造公众舆论。殖民利益集团的构成范围如此广大，甚至一定程度上包括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注：V.G. Kiernan, European Empires from ConquesttoCollapse, 1815-1960. Bungay, Suffolk, 1982,pp.176-177.“王家很高兴（同殖民军人一起）分享出风头机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维多利亚女王像（法国七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力普一样，需要使王位解脱不得人心的状况，而且她是个全心全意的帝国主义者。在占领埃及过程中，她一天里就向陆军部连发18封信函，确实以一种格莱斯顿认为违宪的方式干扰政务。”见Ibid.,p.177.）。就当时这类利益集团明显左右国家对外政策的例子而言，最受后人广泛注意的是有大工商利益背景的“德意志殖民协会”等团体，它们经过愈演愈烈的鼓噪，促使俾斯麦恝置专注于欧洲而不搞海外扩张的政策，德国由此开始掠取殖民地。
    同殖民利益集团相比，经济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无孔不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它们造成的国际关系后果也同样重大。例如，容克地主势力集团为占据国内市场和抬高粮食价格，依靠各种政治活动使德国帝国议会于1902年通过新关税法案，以德国为重要市场的俄国谷物自此实际上被挡在德国门外。“这项关税打击了俄国国内一向对德国最友好的那个阶级的经济利益，一旦如此德俄和解的任何希望即告破灭”（注：Craig and 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 p. 36.）， 欧洲由此朝未来大战灾祸又迈出了一大步。至于军事利益集团，在许多场合同经济利益集团难分难解，它们一起造成的后果甚至更为严重，特别是因为它们作为重要角色帮助煽起了英德海军竞赛。大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揭示了这两者的结合体--用大半个世纪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创造的著名术语来说是“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如何在英国形成，又如何提供了海军竞赛来自英国方面的很大部分原动力。80年代初，以未来的英国海军大臣（1904-1910）约翰·费谢尔勋爵为中心，一批精通技术的海军军官开始同英国私营军火企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几年后，这些企业因费谢尔出任海军装备主管而得以垄断海上重武器生产，它们同海军有关系统的中上层要人之间的个人关系网络也随之大为发展，而这两者的共同欲望及其政治活动目标便是多多益善地增加和更新英国海军军备。与此同时，选举制度改革使得选民范围急剧扩展，这同经济萧条结合起来，一反旧例地导致“追加开支比在繁荣时节更为紧迫和诱人，而不是使耗资巨大的海军法案更难得到议会通过”。在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自80和90年代之交开始，英国海军节节扩充，自90年代末往后的德国造舰大冲动更如同火上浇油（注：William H. McNeill, The Pursuit ofPower: Technology,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 1000. Chicago, 1982, pp. 269-277.麦克尼尔总结道：“这无一例外地倾向于使海军开支越来越大的一长系列政治决定，既是由快得无法控制的技术革命、也是由国际争斗和英国改变了的国内政治结构刺激而成。”（见第277页））。 事实上，德国方面同样有海军统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为首的海军-工业利益集团，它同样提供了海军竞赛的一大原动力。
    六
    在一定意义上，大众政治同民族主义是一对历史孪生物，而现代大众政治的勃发同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泛滥有密切联系。法国大革命既首创了大众政治（尽管是在大革命这一非凡情况下），也宣告了民族主义的真正兴起。在革命爆发阶段，国民议会大致同时颁布了两项分别象征人民主权和“民族统一首次实现”（注：HansKohn, 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 Malabar, Florida. 1982,p.24.）的宪法性文件，即《人和公民权利宣言》与废除地域、 等级和其他传统封建特权的法令，它们明白无误地表明民族主义就是“在传统的地方性忠诚之外对中央国家的强烈感情依恋和普通公民或臣民之介入其政府的政治生活”（注：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66. 着重号系引者所加。）。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之间的联系具有一种逻辑必然性：作为一种超越地方和社会阶层的文化心理现象和政治现象，民族主义说到底是民族大众性质的；民族主义思想除非转移到民族大众，变为激励他们行动的情绪、心态和感情，就不可能有任何重要作用（注：时殷弘：《民族主义与国家增生及伦理道德思考》，载于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9页。）。另一方面，随工业革命及其导致的社会大转型的来临，大众心理严重不适甚而强烈动荡，而原先起社会维系作用的传统道德观念、习俗和组织体制却已无可挽回地削弱或毁坏，在此情况下民族主义凭其提供的广泛认同感，给新生的“大众社会”增添了相当大一部分凝聚力（注：时殷弘：《民族主义与国家增生及伦理道德思考》，载于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6页；Kohn, Nationalism.p.24.）。
    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在那些已不存在境内民族统一或民族解放任务的欧洲国家（除其中公认的弱小国家外），支配社会大众并主要通过大众非理性情感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大都构成导致或加剧国际紧张、威胁国际稳定与和平的恶性力量，而且这力量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急速大众化而异常强大。正如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所言：“民族主义之兴起意味着更广大人口的政治参与。大众不仅希望自己的意愿被听取，而且希望自己的国家无可匹敌。他们将国际政治视为他们本国应当在其中夺魁的竞争。由‘jingoism’这个词描述的民族傲慢横行于整个欧洲。”（注：Gilbert, 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 p. 108. Jingoism意为极端爱国主义、侵略好战主义。）随教育普及而勃兴的大众传媒（特别是廉价报刊、小册子和通俗图书）在传播和鼓动极端民族主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多半由其表述、助长甚或塑造的公众舆论，连同利用这舆论的利益集团活动，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几乎总是非同小可，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在1887年初的一次演说中，俾斯麦道出了得力于大众政治的极端民族主义在各国造成的严重压力：“人人都在问，战争是否行将来临？我不相信任何国务家会蓄意点燃越积越高的火药堆。然而群氓的激情、政党领导人的野心和被误导的公众舆论--这些因素比统治者的意志潜在地更为有力。”（注：Gooch,StudiesinDiplomacyand Statecraft, p.42.）虽然俾斯麦本人一般来说讨厌并抗拒这类压力，而且这次演说针对的首先是当时在法国泛滥的大众化民族复仇主义，但如基辛格所指出：“前此作为保守主义堡垒的东欧宫廷（注：Eastern Courts：德、俄、奥三大君主国政府的惯用合称。）证明甚至比代议政府更易受民族主义公众舆论影响。 ”（注：Kissinger, Diplomacy.pp.163-164.）至于现代大众政治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在作了上面这些说明之后只需强调一点，那就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猖獗于欧洲各大国的所有各类帝国主义思想，特别是种族主义形式的、宗教或救世形式的以及民族归并形式的帝国主义思想，都以更为非理性的形态广泛流行于大众之中，并通过种种大众化的渠道反作用于各大国政府，否则那个时期的帝国主义扩张大潮决不会那么凶猛，甚至它是否会出现也可以怀疑（注：参见Gilbert, 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pp.108-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