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以后，出现了大量的边防史地著作，反映了当时边防危机的严峻现实。本文试通过描述性研究，揭示边防危机与边防史地撰述的关系，进而展现后者的史学特点和意义。
    一、明中期以来的边防危机
    明代史学中边防史地撰述的勃兴是当时边防危机深化的结果。明王朝从中叶开始，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不再能实行正确有效的边域民族及贸易政策，而且边关的武备也几乎废弛。在这种情况下，立国以来一直困扰着明廷的“北虏南倭”的问题，开始突出了。其中在北方，东起辽东的鸭绿江，西至甘肃的酒泉，绵延近万里，累年经营的所谓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等烽堠相望，卫所互联的九边防线，此时不再是阻挡蒙古族铁骑的坚固屏障，当初远遁塞外的北元蒙古残余势力，此时开始频繁地南下侵扰，广袤的北方边防几乎年年有警：“自正德以后，瓦剌、俺答、小王子诸寇，先后扰边，中国宿重以御之，仅仅自保，间有战胜，亦无可纪”。[1]（《明中叶南北用兵强弱不同》）其锋镝甚至深至京畿之地，使朝廷受到震动。其中最严重的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庚戌之变”。是年夏季，蒙古俺答部大举南下，入寇大同，“总兵张达、林椿死之”。“秋，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大败前来迎战的镇戍明军，“遂大掠怀柔，围顺义，抵通州，分兵四掠，焚湖渠马房，畿甸大震”。[2]（《鞑靼传》）随后进逼京师，“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日夜不绝”。[3]（《庚戌之变》）时戍守京师的军队“仅四五万，老弱半之，又半役内外提督大臣家，不归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言”。[2]（《丁汝夔传》）后来虽然有勤王的部队入援，但是领兵的将领及京师官员要么“忕懦不敢战”，要么“恇扰不知所为”，各部所率“凡十余万骑，相视莫敢前发一矢”[2]（《鞑靼传》）任凭俺答部在北京城外肆意抢掠达8日之久，然后“捆载而去”。[3]（《庚戌之变》）
    与北部边防危机遥遥相应的是东南沿海疆域的倭寇之患。倭寇之患虽然开始于明代的初年，但是由于当时王朝初立，国势军力正强，对于犯边侵扰的倭寇打击积极，例如永乐十九年（1421）一役便“生擒数百，斩首千余”，[ 2]（《刘荣传》）所以倭患的问题相当一段时间并没有构成东南边防的危机。但是到了嘉靖年间，在北部边防频频报警的同时，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也开始猖獗了起来。由于政治腐败，武备废弛，明军与入犯的倭寇只一交手，便惨遭失败：“迨承平久，船敝伍虚。及遇警，乃募渔船以资哨守。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舶至，辄望风逃匿，而上又无统率御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2]（《 日本传》）“倭自是有轻中国心矣”，[3]（《沿海倭乱》）“剽掠辄得志，益无所忌，来者接踵”。从这以后，起辽东到广东，沿海绵亘数千里及一些与沿海地带相接的广袤地区，无不遭受倭寇的蹂躏，尤其是江苏、浙江、福建一带，受害更是严重，“终嘉靖之世，遂无宁日”。[4]（《嘉靖二十八年》）
    二、明代边防史地撰述的勃兴
    明代边防的危机，促使边防史地撰述勃兴，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撰述的图籍数量多，一是撰述的时间相对集中。
    关于第一个方面，前辈学者王庸先生所著的《中国地理图籍丛考》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例证。在这本书的甲编中，王庸先生以《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为题目，共分别著录了（一）“九边总图说”30种，（二）“边镇合志”30种，（三）“各边镇别志”64种，（四）“各路关卫区分记”91种；又以《明代海防图籍录》为题目，著录了有关明代海防的图籍101种。此外， 由于王庸的《明代海防图籍录》是“以地理设施及策略方术为主，专论历代事迹，如《驭倭录》、《倭患考原》均未著录”，[5]（《明代海防图籍录序说》）又因为“明代海防， 虽间为红毛等国所设，究以御倭为重，故论海防者，罔不按倭寇出入所由，以定防御之大计，是海防与倭寇实相为枢纽者也”，[5]（《附录》）所以又将吴玉华先生辑录的《明代倭寇史籍志目》附录在自己论著的后面，该志目共著录了有关倭寇的史籍达70余种。虽然这些著录的著作中有些并不属于明本土边防史地类的著作，如一些署名“日本考”的著作等，但是由于当时“论海防者，罔不按倭寇出入所由，以定防御之大计”，即把考察倭寇出入所由，作为撰述边防史地的一部分来看待，以期达到知己知彼“以定防御之大计”的目的，所以实质上也是当时兴起的边防史地撰述的一个有机部分。这样，仅王庸先生的《中国地理图籍丛考》一书正、附录所著录的有关南北边防图籍著作就达388种之多。而这些著作当中，按王庸先生著作的凡例，还不包括（一）“凡专述时间性之历史事实者，如高拱《边略》、方孔炤《全边略记》等”；（二）“凡明臣筹边防边之奏议甚多，兹无论别集总集，均不著录；如郑文彬《筹边纂议》、胡松《经理三关奏记》、王琼《晋溪敷奏》、杨一清《关中奏议》等”；（三）“凡类书，政书及地理总志等，非全讲边防而仅有一部分及之者，亦一概不录，如《大明会典》中《各镇事例》、吴学俨等《地图综要》外卷之各边图考、章潢《图书编》之《边镇》、黄道周《博物典汇》中之《九边》、罗洪先《广舆图》中之《各边图》等”；（四）“凡于北边各镇有关之省府州县志”，“均暂不录”。此外，除了王庸先生凡例中所明确列出的几类摒而不录的图籍外，还有大量的兵书，如茅元仪《武备志》中的《占度载》所列的方舆、镇戍、海防、江防、四夷、航海等类目，皇绿《武书大全》中所收陈廷时《地利海防》、徐光启《九边险要》等，以及周宗彝《修备纪略》、范景文《战守全书》、颜季亨《经世急切时务九十九筹》等等众多兵书中有关边防史地方面的内容。因此，若将所有的这些著作全部考虑进去，那么明代有关边防史地的图籍著作在整个史部中显然已经构成了一个“泱泱大国”。
    除数量多外，明代边防史地撰述时间的集中也很突出。仍以王庸先生的《中国地理图籍丛考》正、附录所著录的南北边防图籍著作统计，其中绝大多数的著作是撰述于嘉靖、万历或稍后边防形势日益严峻的时期。
    明代边防发生的军事危机在唤起世人深深的忧患意识的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于军事防务问题的重视并形成一时的风尚。此外，明代文臣指挥、武臣作战的军事领导体系，使大量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文臣加入到军事防务部门，也对边防史地撰述产生了积极影响。儒家思想中原本蕴含的入世精神和忧患意识，使他们能相对自觉地从历史理性的角度探讨边防危机的问题，从而促使对边防史地研究撰述风气的兴起。考察明代边防史地撰述的作者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如《筹海图编》的组织者胡宗宪就是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曾经以御史巡按宣、大等北方诸边，后又以巡抚总督浙江诸军事的，其他如《九边图论》的作者许伦、《九边考》的作者魏焕、《九边图说》的作者霍冀、《九边兵略》的作者毕自严、《两浙海防类考续编》的作者范涞、《海防纂要》的作者王在晋……等等，都是进士出身并以文职官员担任军职或督诸军事的。
    边防不断深化的危机对于当时那些身任职事和身历其害的文职军事官员的刺激显然很深刻，因此感时伤事，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了边防史地撰述勃然兴起的直接动因。他们或利用工作之便搜集整理官方图籍档案编纂为帙，或将身历耳闻的事实记录成书，“寻得失于累朝，考虏情之终始”，[6]（卷7）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例如《海防纂要》的作者王在晋在《自序》中写道：“辛丑之岁（万历二十九年）晋甫受事闽南，倏忽警至，壮士环甲，与跃波跳浪之雄，共斗于天池。即文吏所司，不过号令期会而至于先声振胆，常终日终夜，蒿目以忧干戈，故疆圉之画，窃属心于南海之波崖。而不佞燥发，生长海澨与鱼虾邻。沙民之不知虏，犹夏虫之不知冰也。不知冰而知暑，虑必先于倭矣。顷者于役于浙，大中丞淄川高公时进小子晋，抵书以谈军旅。会城水陆军民兵十六营屯□队，时奉军令指麾调度，筹画机宜。间尝窃取载籍，旁搜统括，并述中丞公所为诹咨计议，有关海务紧要者，汇为一书，分十有三帙，名曰《海防纂要》……”《九边考》的作者魏焕在《引》中亦说：“谨按兵部职方清吏，司掌天下地图、城隍、镇戍、烽堠之政，其要害重大者，莫如九边，而事之不可臆度者，亦莫如九边。本兵之在朝廷九边之枢也，其机自职方始，非考验素定宁无负明时之委耶？焕不敏，承乏是司，窃用惧焉，乃拣集堂稿，团采边疏，询诸边将、译使，有所闻遂书之册，积久编次成书，分类备考。”
    此外，明代边防不断深化的危机在朝野士人中唤起尚武精神和对边防军事问题探索的兴趣，也对当时边防史地撰述的兴盛起有推动作用。明代中后期士人中尚武的风气是很盛的，例如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36《解象三五十寿序》说当时“东事方殷，海内士大夫自负才略，好谭兵事者，往集余邸中，相与清夜置酒，明灯促坐，扼腕奋臂，谈犁庭扫穴之举”。而据道光二十八年所编的明著名学者陈第的年谱，亦说陈第“在家肄业经史之暇，学击剑，喜谈兵，人咸以狂生目之”。陈第亦歌曰：“忆我少年日，悲歌弄宝刀，饮酒动一斗，驰马弗知劳。”[7]（P6）如此热烈的尚武之风，自然要引起士人对边防防务的历史和现状格外注意，研究边防史地的热潮应运而起，有关书籍图籍的撰述随之兴盛，例如《明史》卷186《许进传》称《九边总图》的作者许伦：“好谈兵，幼从父历边境，尽知厄塞险易，因著《九边图论》。”乾隆《南昌县志·文苑传》引《大月山人集》说《九边图说》的作者万建章：“少负奇气，留心经济之学，随父宦京邸，客有从塞上来者，辄询边地形势，久之，益习。”雍正《山西通志·文苑传》载《两镇三关志》的作者尹耕：“豪宕不羁，性嗜酒，喜谈兵，尝为州守。生长边陲，知拈事，作《塞语》十一篇，申明边敌势要害。”说明社会上的尚武之风对于史学中的边防史地图籍撰述的勃兴是起有促进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