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代边防史地撰述的史学特点及其社会意义
    考察中国史学发展史，传统史学中以军事防务为目的的有关边防地区的历史和地理的史学撰述，最早似乎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的杜佑所撰的《通典》，《通典》作为第一部典制体通史，专门列了“边防”一门，记述攸关唐帝国防务的边防地区或其周边一些民族、国家的现状、历史和地理的基本情况。降至五代、宋、元时期，由于长时期的多政权的同时并立，兵戎互见，疆域交争，使得边防的军事防务问题成为各个政权注目的焦点；同时，又由于攻守和战各朝廷内、朝野间意见不一，议论纷纷，于是以军事防务为讨论核心的边防史地专门图籍开始出现，如宋江默的《边防控扼形势图论》、陈武的《江东地利论》、程大昌的《北边备对》、宋祉的《东南防守利便》等。但是“夫古今局面固不同矣”，[8]（《序》）对于明代边防史地的图籍撰述来说， 除了承继宋元史学传统中的一些特点外，由于时代的变化和具体问题的不同，又使得这些撰述从具体的兴起原因到所反映的整个特点都印上鲜明的时代烙印，体现出时代的风貌。
    与宋代的边防危机明显不同，明代除了末期面临着建州女真势力的崛起外，其它时期所面临的基本上没有一个是与之相埒，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军事政治势力。明代所谓的边防危机实质上是自身政治、军事上的腐败和边防军事策略以及相关民族政策的不当所致，因此明代很多边防史地撰述带有鲜明的批判色彩，所谓“忧危虑患者，其言钩深而曲中”也，[9]例如叶向高在其《四夷考》卷7中的“论曰”中说：“……正嘉之际，黠酋暴兴，族类蕃滋，近世未有曾铣发愤建谋，欲倾其巢穴，还我旧疆，而帷幄构争，萧墙生衅，伊吾之剑未鸣，而身首异处矣，岂不痛哉！虏既得志，益肆凭陵，鸣镝天都，彻烽大内，师中之寄，委于匪人。骑士材官，云蒸雾集，而不敢以一矢加遗。虏氛日恶，其有由然……穆皇初岁，虔刘汾石，几无孑遗。属天厌乱，孽虏扣关……而玩愒寖生，军实耗坠，迎佛掠蕃，狡谋百出，金钱内尽，藩篱外撤，故识者忧之。”又如冯瑗《开原图说》卷上云：“我国家设官而不详也，人情惮孤危，厌凉薄，故挂冠者众，而请缨者杳杳也。缺官废事，动经岁年，冲圉之常耳。非有殊异之擢，恐不能来死绥之士，至于营堡萧条，即墩台棋布，仅其名耳。额军耗矣，招募无几也，其谁与守？训练虽勤，稽查虽严，顾四钱月饷，历三季而始得，枵腹荷戈，安责御戎哉！观斯图者宁不为开原虑乎？”激忿之情，溢于言表。
    对现实弊政批判的目的是要求对弊政的改革。赵士桢《筹海图编跋》说：“今衅端萌矣，必得虏在胸中，方能决胜于千里。肩安攘之寄者，宜因时转圜之图，无作刻舟求剑之策。”尹耕更在他的《塞语》中要求统治者“审几微”，及时革除弊病，他不无感情地慨叹道：“嗟夫！蝮蛇伤手，壮士解腕；竹落羁躯，猛虎决蹯；寒剂以攻毒，毒退而脾伤；燥饵以已寒，寒已而疡作，反之力也，而亦不易也。是故不察其轩轾者，不审其几者也。……我国家之居重驭轻，保中而宅大，以关雎麟趾之意，行采薇内外之法度，所谓衡本平也。而百余年来北虏渐炽，边警日急，板筑之声相闻于九边，征调之勤不堪于奔命，得微有轩轾乎？……于戏！愈趋而不止，悉萃而罔分，有过于此者乎？则夫所以为增损而轩轾之，又可后邪？夫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而况戕将之悖，婴城之变，向固有其端矣。酌疮疡之毒，以施攻治之方；理荣卫之和，以资元气之赖，是智者也。”于是人们纷纷以疗治国疮民癔为己任：“尝闻孝子不可不知医，今愚则云，为忠臣不可不知医；又闻秀才学医如菜作菹，今愚则云，官人学医可济国事。”[10]（《计治标本》）“法家先案而后断，名医因症而酌方，况事必有端，变不猝至，识其端而预防其渐，尤经略之上策也。”[11]（《凡例》）
    《孙子兵法·计篇》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用间篇》曰：“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之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情者也。”边防史地图籍撰述的军事目的，使它表现出较之其它撰述更多的理性，这点在明代的边防史地的图籍中也有同样的表现。以魏焕的《九边考》为例。《九边考》共10卷，其中第1卷为总论，分镇戍通考、经略通考、番夷通考；以下9卷各分“疆域”、“保障”、“责任”、“军马”、“钱粮”诸目分别叙述九边事宜。而各个部分之间均以实用为指归，在逻辑上环环相扣：“惧夫夷险之弗辨也，于是有疆域考；惧夫防守之弗严也，于是有保障考；惧夫将领之弗职也，于是有责任考；惧夫骑射之弗精也，于是有军马考；惧夫刍k24k302.jpg之弗充也，于是有钱粮考；惧夫寇虏之莫知所从来也，于是有外夷考；惧夫筹画之弗审而无以为应变之地也，于是有经略考。”
    明代边防史地图籍在编纂方面也富有特色。首先，明代边域史地图籍普遍重视图与文字的结合。这里的图主要是地图。地图与军事防务具有天然的联系，《管子·地图篇》说：“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理。……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理。”明代边防史地图籍撰述的勃兴因是应当时边域军事危机而起，也就必然地决定了地形、地势图在这些撰述中的突出地位。例如郑若曾《筹海图编》凡例云：“一、是编为筹海而作，必冠以舆地全图者，表示一统之盛也；一、不按图籍不可以知厄塞，不审形势不可以施经略，边海自粤抵辽延袤八千五百余里，皆倭奴诸岛出没之处，地形或凸入海中，或凹入内地，故备倭之制当三面设险者，有当一面设险者，必因地定策……今略仿元儒朱思本及近日罗念庵罗公洪先《广舆图》计里画方之法，凡沿海州县卫所营堡关隘，与夫凸出凹入之形，庶远近险易展卷在目……；一、总图载府州卫所者，举大而该小，若山沙图则又详外而略内，各有所重，亦互见也；一、附倭国图者，先内而后外也，附入寇图者，知所由入，则知所由御矣；……”除地形地势图外，很多撰述亦有其它方面的图：“与夫兵器、兵船、客兵，有图有说，皆经略之不可无者”。[11]（《凡例》）因此可以说，郑樵所谓的“为天下者不可以无书，为书者不可以无图谱，图载象，谱载系，为图所以周知远近，为谱所以洞察古今”的史学思想，[12]（《年谱序》）在明代的边防史地撰述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其次，由于明代的边防史地的撰述大多是私人所为，这就使它能够摆脱官修史书的一些僵化的通病，“因事命篇，不为常格”，[13]（《书教下》）根据具体的不同情况设计不同的史目，创制不同的体裁，安排史事的编纂。例如张雨《边政考》卷5为，“稽三夷顺逆出没暨中国战胜与否之状，谨备书于历年之下，……按图索鉴，庶几集思广忠之一助”而创制的有关北虏、西域、西羌等“三夷”历史事迹图表；郑若曾《筹海图编》卷8的“嘉靖以来倭奴入寇总编年表”及“寇踪分合始末图谱”等，都表现出相当的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