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占居统治地位，并与佛、道相依傍。可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历史发生巨大转折，传统思想渐被打破，儒、道、佛三家相继衰落，新思想象潮水般涌来，激起一次又一次冲动。人心思变，变革成了时代的主旋律，七八十年间社会思想的变化，远远超过以往的两千年。近年来，研究近代思想史的人颇多，新作不少，读后“仰而思焉，俯而疑焉”，既受启发，但也感到多有可商榷之处。本文拟就变革的基因和主流和“中西文化冲突论”两个问题先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
        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变革的原因，须从资本主义萌芽说起。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这两百多年里思想界渐起的波澜，可看作近代社会思想变革的前奏。还在明清之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缓慢发展起来，古老的封建社会出现了“天崩地解”的危机，新思想正破土而出。自然科学方面，徐光启首先引进了“格物穷理之学”，与意大利人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理》、《测量法义》、《泰西水法》等书，并用欧洲天文学知识修订了《崇祯历书》。此后，西学源源传入，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学是时代的镜子，《金瓶梅》对封建礼教的沦落进行了社会“大曝光”；《儒林外史》以“婉而多讽”的笔调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腐败；《红楼梦》在“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之中暗示出封建社会行将就木。在哲学思想界王阳明的心学异军突起，倡导个性解放、独立思考、言行一致，打破了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着力于“经世致用，挟击君主专制，主张“自由私产”、“工商皆本”和“均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颇具革新、民主色彩。清代前期的学者，从“疑古”与“复古”中谋求思想解放，由批判程朱而及孔孟，从“经世致用”转而倡言“变革”。预示着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就要到来。
        然而，大变革的到来并不是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强烈的外来刺激下产生的。1840年，英国以洋枪洋炮打进中国，强迫清政府签定了《南京条约》，使中国从盲目自大中惊醒过来。一连串的失败，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大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在民族灾难深重、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富国求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了时代的呼声，并从少数志士仁人开始，逐渐形成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热潮。爱外来侵略而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是引起社会思想变革的基本原因，从“经世致用”到“师夷长技”，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莫不以此为动力。在谋求中国独立富强的道路上，人们的认识从“变器”到“变法”，由“变法而“革命”，然后请出了“德赛二先生”，每前进一步，就引起一次变革。然而，以往对这些变革的看法中，指责多有不实之处，肯定也未必妥贴，故有必要再搬上历史的天平重行评估。
        鸦片战争前，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对西方社会了解甚少。所以，当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之初，人们从血的教训中得到的直观感觉就只能是“船坚炮利”，这第一印象决定了这一时期改革的主题是“师夷长技”的主张。在盲目自大的情况下能发现自身之不足，在民族仇恨的气氛中能看到外国的“长技”，这就是远见卓识，这就是近代思想变革的起点。然而，学人的见解要付诸实践，非借重有权势的士大夫不可，于是，封疆大臣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便被推上历史舞台，成为时代的旗手，领导了洋务运动。这批“同光中兴名臣”确与满州贵族不同，他们有学识，有眼光，有抱负，对国家民族有责任感，希望通过办洋务来挽回清廷颓势，以“变器”来应国家之急。洋务思想的核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原，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就是在不改变封建体系的情况下，吸收西方科学技术。然而，象洋务派这样敢于冲破“恪守祖宗之法”的牢笼，在黑暗中打开一扇天窗，透进一线资本主义文明的曙光，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他们所办各项洋务，如修铁路、办邮电、开矿山、设工厂、习制造、兴学堂、练新军、建水师、创立招商局等，也实为中国近代事业的发端，其开创之功，当不可没。他们所倡“求富”、“治本”、“渐图自强”等说，无论如何，与“卖国”无关，亦是一种爱国行动，所以，肯定魏源而贬低曾、李、左、张是不公允的。
        由“变器”向“变法”转变，是历史的必然。洋务运动兴起后，“西学东渐”，通过出使西洋、派遗留学生和兴办实业，中国人对西方社会了解渐多，逐渐认识到“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于是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合乎逻辑地得出“欲图自强，首在变法”的结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给了变法一剂强心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与《易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一拍即合，为变法找到了理论根据。日本的明治维新，则为中国树立了榜样。《马关条约》激起全国公愤，维新思想遂澎湃而起，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表明，办洋务并不能使中国富强。“救国图存”必须“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变法的宗旨是“革旧维新”，设议院以“采天下舆论”，立宪法以“明立国之本”，兴学堂以“广开民智”，求富强“以工商为先”，以“雷霆霹雳之气”，“成造天立地之功”，最后达到“救亡图存”之目的。然而，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君权思想难以动摇。变法只能从“托古改制”开始，依照皇帝诏令行事，且以“百日维新”而告终。但变法自始至终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忱，“公车上书”是一次爱国大请愿，各项变法措施莫不为国家民族着想，而“戊戌六君子”更是以鲜血和生命报效国家。竖看历史，戊戌变法又比洋务运动前进了一步。然而，以往的论者多以“改良主义”相责难，这未免不公。其实，维新的本意是要“尽革旧俗”，维新人士强调的是“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并非只作小改小革，他们与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斗争，每一举措都冒极大风险，不少人抱定必死的决心。维新派虽主张君主立宪，但始终不忘唤起民众，办报纸，出书刊，成立团体，兴办学堂，旨在“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平心而论，维新派为开启一代新风，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变法的失败，主要是客观情势所致，连皇帝都自身难保，何况几个官不显、权不重的维新派人物，这正是中国历史的悲剧。
        维新思想象春风一样吹遍中华大地，冲击着古老的封建帝国。而变法的失败的教训则发人深省，革命思想遂勃然而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成了时代的要求。孙中山吸取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共和”思想，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确是中国社会的三个主要矛盾，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不过，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当脆弱，所以，革命党人先是通过暗杀、暴动，后来便联络会党，策动新军，游说官僚，发动革命。武昌起义后，各省宣告独立，不堪一击的封建王朝被推翻了，自此以后，任何人想当皇帝都成为不可能，这是辛亥革命最伟大的功勋。但是，封建社会的基础并没有摧毁，所以民国建立以后，政权落在握有实权的封建官僚手中。此即所谓“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这就是孙中山临终时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
        辛亥革命后，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势在必行。“巴黎和会”和袁世凯签定的卖国条约，激起了全国愤怒，“五四”运动于是发生。在“五四”时期，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认识到中国若没有“科学”、“民主”，就不可能走向富强，于是请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当革命作为封建文化象征的孔阵自然成了众矢之的，于是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从思想解放的角度讲，“打倒孔家店”是完全必要的，但不免矫枉过正，犯了“左倾幼稚病”，出现盲目否定中国文化的倾向，这就导致“全盘西化”思潮的产生，并造成革命队伍中“左倾”的流毒。在此期间，各种人物纷纷登台，思想特别活跃，有三民主义者有之，也有马列主义者，还有无政府主义者。有提倡“新文学”的，有主张保留“国粹”的，还有提出“全盘西化”者。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共产党建立，不少人倾向“以俄人为师”，国民党采取“联俄、联共、扶持工农”的主张，国共两党合作，从而揭开了中国历史新一页。
        重温历史，可看清中国近代思想变革的艰苦历程，明白“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