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对台对蒋政策变化相适应，美国对华政策其他方面也向全面敌视轨道急剧转轨，这包括：1.加紧策划分离西藏活动，许诺向西藏分离主义分子提供援助，以阻止中共进军西藏；〔10〕2.放弃NSC41 号文件、NSC48／1和48／2号文件确定的对华经贸政策， 强化对华贸易控制，使之与对苏联、东欧、北朝鲜的贸易控制处于同等水平，尤其是下令对华实施石油产品禁运；〔2〕（1950，Vol.6,P.640、641、658）3.在承认新中国与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席位问题上的立场迅速僵化，趋于极端。麦克阿瑟宣称他主张永远不要承认中共政权，并不惜使用否决票阻止中共进入联合国。〔2〕（1950,Vol.6,P.428 ）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奉命公开发表谈话，表示美不欢迎“共产党政权在安理会代表中国”。艾奇逊更是对英印等国有关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主张横加指斥。〔11〕在9月14日的美英法外长会议上， 艾奇逊明确宣布：联大会议一开幕，美国就将“竭尽全力去击败想要接受北京代表团进入联合国的任何企图”。〔7〕
    三、中国参战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确立
    1950年10月，美国不顾新中国一再警告，悍然派军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进攻，中国被迫派兵应战。中国军队一战云山、二战清川江长津湖、三战汉城，接连重创侵朝美军，把美军赶回三八线以南地区，取得对美军事胜利。美国决策集团因而大大改变了对新中国及中苏关系和远东力量平衡的看法。首先，美国决策人把中国出兵朝鲜、捍卫自身安全说成是十恶不赦的“侵略”行为。美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WorrenAustin）在联合国发言反对邀请中国代表到联合国申诉美国侵略时，宣称联合国应“传讯”而不应“邀请”中国代表，因为他认为中国是“犯罪国家”。〔 9〕 美军政要员，包括杜鲁门、艾奇逊、 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布雷德利（Omar Bradely）以及麦克阿瑟， 都把中国称为侵略者，与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相提并论。艾奇逊在12月初与访美的英国官员会谈时直言不讳地宣布美国要坦率地表明对中国的敌对态度，“不必证明自己是中国的朋友”；〔3〕其次， 美改变了朝鲜战争前关于中国不是苏联卫星国的看法。艾奇逊断言：中共完全听命于莫斯科，甚至比东欧卫星国更对苏联“亦步亦趋”。美决策集团也放弃了用“软”的一手诱使中共“脱离苏联政策轨道”的“楔子”战略，而这正是朝鲜战争前美国对华政策具有某些现实成分的主要政治基础。
    中国参战、美军溃败及美国决策人对中国参战根源的基本看法，深刻影响了美国舆情和决策氛围。在报道朝鲜战争时，美国报刊杂志中反复使用的词汇是：“红色中国的游牧民”正在屠杀美国人。美国各界领袖开始把中国视为对美国的“真正威胁”。国会共和党人、“院外援华集团”及麦卡锡分子借机推波逐澜，操纵国会中期选举，制造反华狂热，甚至成立旨在反对美国改善与新中国关系的“百万人委员会”。美国举国上下，到处弥漫一股要“惩罚”和报复新中国的强烈政治氛围。国会转向极端反华立场，通过了一系列反华决议，包括参众两院要求在联合国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8〕麦克阿瑟则在12月30 日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惩罚”新中国的四点建议，包括：封锁中国海岸；摧毁中国工业生产能力；使用蒋军入朝作战；支持蒋军进攻中国大陆兵力空虚地区等。〔2〕（1950,Vol. 7, P.1631）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把朝鲜战争爆发后开始推行的对华全面敌视政策扩展到中美关系各领域、各层面并予以不断强化，采取了全面遏制形式。1951年1 月1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一份有关惩罚新中国的政策报告，其中包括16点行动建议：加速建立日本的“防卫部队”；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着手准备对中国进行海上封锁；解除对中国沿海地区和东北的空中侦察限制；解除对蒋军的限制，向其提供后勤支援；增加对台军援；向中国大陆的反共游击队提供秘密援助；一旦中共对美在朝以外的部队进攻，就对中国境内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2〕（1950,Vol.7,P.70）这份报告后来被编入NSC101号文件，成为NSC101系列文件的核心部分。
    国务院则从政略外交观点出发提出了更广泛的对华惩罚和报复措施，这可从1950年12月初英美华盛顿首脑会谈内容及国务院与国防部联合提出、经杜鲁门批准的一份备忘录中阐明的政策观点中得到体现，这些观点是：1.军事上要在朝鲜尽量维持军事行动，尽可能削弱中共军力；2.政治上不承认中共在朝军事胜利成果，尽量给中国制造麻烦，包括不允中共进入联合国、不承认中共政权、在联合国谴责中国为侵略者； 3.经济上禁绝中美贸易并切断中国与西方的全部贸易关系；4. 尽力阻止中共解放台湾，恢复与蒋政权的全面合作关系；5.扶植日本、支持法军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活动、扩大美在东南亚的影响；6.以军事行动骚扰中国，“同时努力促进中国国内反共势力起来抵抗”。〔2〕（1950, Vol.7, pp.1348-1349、1357-1373）
    杜鲁门坚决要求惩罚新中国。1951年1月13日， 他致信麦克阿瑟阐述美国政策的十大“主要目标”，其中包括：打击中国的政治军事威望；向中国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提供更多的直接援助；支持亚洲反华反共国家；对中国实行政治攻势，加强颠覆活动；军事上要在朝鲜与中共军队长期周旋。〔12〕杜鲁门这封信是对此前美国决策层遏制新中国政策思想的归纳和总结，无异于美国对华政策转向遏制轨道的动员令。
    1951年1月17日，涉及全面遏制新中国政策的NSC101／1号文件草案被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文件规定美国对华政策目标是：粉碎苏联对中国的控制，扶持一个能替代中共的其他中国政权；保住台湾；使用一切手段防止中共在亚洲大陆、尤其是在印支、泰国和马来亚扩张。为完成这些目标，文件提出的具体行动方针包括：1.由联合国宣布中国为侵略者；2.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制裁；3.准备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4.准备使用蒋军进攻中国大陆并向其提供军援；5.准备攻击中国境内目标；6.增加对印支、泰国和菲律宾的经援军援，增加驻菲美军。〔2 〕（1950, Vol. 7, pp.1514-1517）NSC101／1 号文件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1月12日报告的修订，也是对杜鲁门1月13日信件内容的详释， 其基本精神大部分被贯彻于美国对华政策实践。
    国务院官员1950年12月初在英美华盛顿会谈时表述的政策观点及有关文件、麦克阿瑟四点建议及其新年前后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来往电报、参联会1月12日报告、杜鲁门1月13日信件及NSC101／1 号文件，大体勾勒出美对华遏制政策思想形成的基本轨迹和轮廓。这些文件说明：第一、美对华遏制政策思想及其政策构架大体形成于1950年12月初到1951年1月中；第二、美国国务院、军方、 杜鲁门及麦克阿瑟等在遏制中国政策观上具有一致性；第三、对华遏制政策的总构想主要通过美国决策人一系列谈话、备忘录、电讯往还、会议记录、政策决议和政策行为得到体现；第四、美对华遏制政策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战略诸方面以及台湾问题、政治承认问题、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经贸制裁问题、美国对日、对朝、对印支、对东南亚政策调整问题，较之其对苏遏制政策初始时更复杂、更具体、更无所不包；第五、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拟订过程与其实施过程具有同步性。对华遏制政策及其思想是在拟订过程中贯彻，在贯彻过程中得到体现并逐步完善，其拟订过程也是其贯彻过程。
    结语
    本文结论有三：第一、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华政策还处在徘徊过渡期，尚未转上对华遏制轨道；第二、朝鲜战争爆发初期，美国转向全面敌视新中国政策，包括出兵台湾、宣布台湾“中立化”、积极分离西藏、实施石油禁运及强化其它贸易控制措施；在承认问题及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日益僵化，为转上全面遏制轨道铺平了道路；第三、美国对华全面遏制政策大体确立于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 美国转向对华遏制政策的直接原因是侵朝美军在朝鲜受到中国军队重创，美国决策人因而重估中国实力、中苏关系性质和远东力量平衡，开始把中国视为其在远东的主要敌人。
    收稿日期：1999-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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