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租界为主体的上海近代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等城市经济的发展，在给周围农村提供诸多新的谋生途径的同时，也对当地的社会生活带来很大冲击。很多人不再安于厮守土地，而是将眼光投向大上海，向往并投入不断发展的城市经济生活。上海县法华乡，“光绪中叶以后，开拓市场，机厂林立，丁男妇女赴厂做工。男工另有种花园、筑马路、做小工、推小车。女工另有做花边、结发网、粘纸锭、帮忙工，生计日多，而专事耕织者日见其少”。宝山县彭浦里，原先“农家最穷苦而安分，终岁勤动，竟无休日，若无产者受值佣工，不少偷懒。妇女亦事耕耘，暇则纺织，犹存勤俭之遗风焉。然自租界北辟，男以鬻贩营生而奢华渐启，女以纱丝工作而礼教鲜存”。在地处远郊的青浦县农村，亦有“妇女贪上海租界佣价之昂，趋之若鹜甚有弃家者，此又昔之所未见者也”（注：民国《法华乡志》卷二，“风俗”；宣统《彭浦里志》卷一，“风俗”；葛冲：《青浦乡土志》，“风俗”。）。众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既扩大了商品消费者的队伍，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给城市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些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也有明显改观，在毗邻港区和工厂区的农村，“村民衣着和一般外表有了显著改善，这些村民在走向进步的历程中，已从贫困和不足的状态逐渐改变为中等程度的舒适和富裕状态，特别是妇女和少女更是如此。随便哪个下午，都可以看到从闸北或杨树浦路各厂家走出愉快和看来满足的人群，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情况能得到改善，同大型地方工业的建立有关”（注：《海关报告》（1892-1901）》，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年）：〈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剔除其中夸饰的成分，这段描述还是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据统计，1894年上海机器缫丝业工人9600名，1910年为32685名；从1895年到1913年间，上海缫丝工人约占全国缫丝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注：徐新吾等：《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7、578页。）。
    对租界与近代上海农村关系的初步考察显示，两者间较紧密的互动关系，架构于19世纪70年代后以租界为主体的由近代工商业、交通业等为主干的上海城市经济较大发展的基础之上；在这之前，两者间的联系还是相当松散的。而以租界为主体的城市经济的较大发展，势必对上海农村的经济结构乃至生产关系带来冲击和变化。1843年开埠前，上海城市人口约27万，至1910年已达128万余人（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第82页；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及华洋杂处、五方会聚的居民状况，给上海农村经济作物的扩种，提供了有力的推动。清末民初，在市郊农村相继出现一批蔬菜专业产地。嘉定县真如乡，“自上海辟为租借地后，中外互市，人口日繁，需要巨量之蔬菜。农民以应供求起见，有舍棉、稻而改艺者，工力虽倍，应时更替，年约六、七熟，获利倍蓰。本乡之东南部大多如是，而西北部农民以交通上之关系，不能享此权利，然有改植洋葱头者，每亩收获多至二十余担，价格视产量及需要之多寡为转移，为西餐之主要食物，销售洋庄，获利亦溥。”宝山县江湾里，“自商埠日辟，向以农业为生者，辄种植蔬菜，杂莳花卉，至沪销售，获利颇不薄”（注：民国《真如志》卷三，“农业”；民国《江湾里志》卷五，“农业”。）。这种纯商业性的蔬菜种植业的发展势头是引人注目的，1902年至1911年海关报告称：“一个颇有规模的，以供应市场为目的的菜园行业已经兴起，这种形式正在广泛地被采用，特别在上海近郊。”（注：《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年）：〈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58页。）市场需求的扩大，自然对蔬菜及花卉等生产提出规模经营的要求。1903年，在宝山县出现实行雇佣生产的垦牧农场。是年，“有粤人在江湾芦泾浦旁创设畜植公司，集股万余元，圈地三十余亩，专养鸡鸭，兼种棉花、菜蔬。”继而，在真如、大场、吴淞、彭浦等地，又有类似规模的四五家农场设立（注：民国《宝山县续志》卷六，“农业”；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六，“农业”。）。这种经营方式，在近代中国是开风气之先的。应该指出，以租界为主体的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在推进上海农村经济结构及生产关系演化的同时，有些影响也不能忽视。鸦片烟毒，是其中之一。上海开埠后，列强把持的鸦片贸易旺盛，租界内亦是烟馆林立，据1873年3月3日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称：“英租界内现共有鸦片烟馆246家，其中52家有大约150名女招待，这些人无疑是妓女。”（注：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13页。）流风所播，殃及四乡。光绪《南汇县志》载，“鸦片流毒无穷，三四十年来，吸食者不特城市殆遍，即乡僻亦然，计邑城每日所进烟土，其费倍于米粮。又有花烟馆，名为夫妻店，勾引良家子弟，尤为藏奸之所”。金山县张堰镇，“鸦片之传染，咸同以来，日盛一日，至光绪间列肆通衢，仿沪烟室，陈设精致”。嘉定县钱门塘镇，“鸦片流毒最烈，光绪中叶，镇中烟馆林立”。青浦县盘龙镇，“西洋鸦片之来，流毒中国，吾乡去上海数十里，习染较便，虽小小村镇，必有烟室”（注：光绪《南汇县志》卷二十，“风俗”；民国《重辑张堰志》卷一，“风俗”；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一，“风俗”；光绪《盘龙镇志》，“风俗”。）。此种影响和危害，当也不可忽略。而租界对上海农村更广泛和更深层次的影响，诸如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考察，两者间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集聚和扩散、吸纳和辐射等互动关系，则在民国以后表现得更充分，有待另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