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作为"大一统"政体初步形成的历史阶段，不同特色的区域文化，影响着当时社会意识的有关内容。了解秦汉人的区域文化观，特别是了解秦汉人的乡土意识，应当有助于真切地认识秦汉时期社会文化的全貌。
    对于所谓乡土意识，有的学者认为，所研究的主体，应当是"以农民为主要构成的乡里群体，包括有组织的民间集团和无组织的人民大众"。"乡里民众在共同的社会活动和历史传承过程中，形成了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日常生活意识，包括人们的理想、愿望、情感、价值观念、社会态度、道德风尚等等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是在文化贫困的群体活动中自发形成的，同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心理相比，它缺乏理性思维的机能，对于人生、历史和社会，表现出一种高于生存本能而低于逻辑运筹的精神状态。"[1]
    然而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乡土意识"，则是指当时人对于自己家族和自己本人出生与生活的家乡故土的特殊的心理、特殊的观念、特殊的感情。所研究的主体对象，也并不仅限于所谓"以农民为主要构成的乡里群体"以及所谓"文化贫困的群体"，而涉及较广阔的社会层面，其关心与注目的对象，自然也包括所谓"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心理"。
    一
    秦汉时期，在相当宽广的社会生活层面中，都可以看到乡土意识的表现。
    项羽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然而他对于"故乡"，却似乎有狭隘偏执的心理倾向。《史记·项羽本纪》记述，项羽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控制了关中，然而不久即"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有人劝说项羽："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可是，"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所谓"心怀思欲东归"，反映了乡土意识的浓重。这种意识竟然影响了项羽军事集团的战略决策。
    垓下战役，刘邦军与项羽军进行最后的战略决战，"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悲歌慷慨"，"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四面楚歌，致使项羽意气沮丧，而"左右皆泣"，说明全军的斗志都已受到影响。在当时乡土意识占主导地位的区域文化观念的作用下，故土已失陷所导致的心理打击，竟然可以使曾经屡战屡胜的项羽军将士军心沮丧，终至惨败。
    事实上，项羽最终拒绝乌江亭长单舟"急渡"的建议，执意不肯过江东，感慨道："天之亡我，我渡河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项羽走向悲壮的人生结局，也可以理解为与乡土意识的作用有关。
    作为项羽敌对一方的刘邦军事集团，在被迫南下汉中时，也多见因思乡而逃亡东归者。"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刘邦自己也说，"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史记·淮阴侯列传》）
    汉《饶歌十八曲》中有《巫山高》，抒发了旅人思归的凄切愁绪："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难以逝。我欲东归，害梁不为？我集无高曳。水何深，汤汤回回。临水远望，泣下沾衣。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陈直先生分析说，"此篇疑描写汉高祖都南郑时军士思归之情，属于军乐类。"又说，"楚汉战争时，高祖所用，多丰沛子弟，久战思归，见于《汉书·韩信传》。其时都于南郑，属于巴蜀地区，故歌曲以巫山为代表，与淮水互相对照。后高祖初拟都洛阳时，军士皆欲东归，皆与此诗可以互证。此歌虽未必即为西汉初作品，至迟亦在西汉中期。"[2]
    陈直先生所说《汉书·韩信传》的有关记载，与《史记·淮阴侯列传》同。韩信拜贺刘邦语，《史记》写作"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汉书》作"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不散！"陈直先生《史记新证》也指出："汉《饶歌十八曲》中，有《巫山高》，盖描写汉高祖在南郑时，兵士思东归之情，与本文正和。"[3]
    关于所谓"后高祖初拟都洛阳时，军士皆欲东归"的记载，见于《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娄敬建议刘邦定都关中。"高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而未能决。"高帝群臣"皆山东人"，其狭隘的乡土意识险些贻误确定国家政治重心的战略大计，幸得具有较阔达的区域文化观的政治家张良支持娄敬的正确主张，于是终于排除众议，确定"入关而都之"。刘邦于是以娄敬最初建言都关中，"赐姓刘氏"。
    《史记·高祖本纪》记述了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回归故里的故事，其乡土情感之殷切，在司马迁笔下有生动的表现：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行数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
    高祖还乡时酒酣击筑，为歌起舞，慷慨伤怀，泣行数下的情节，以及所作《大风歌》中对于"海内"、"四方"与"故乡"的情感发抒，可以看作历史人物心态研究的极有价值的资料。
    "衣绣夜行"的说法，又见于《汉书·朱买臣传》：朱买臣吴人，"上拜买臣会稽太守，上谓买臣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买臣顿首辞谢。"又如《后汉书·景丹传》记载，景丹字孙卿，冯翊栎阳人也。建武二年（公元26年），定封景丹栎阳侯。帝谓丹曰："今关东故王国，虽数县，不过栎阳万户邑。夫'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以封卿耳。"景丹顿首谢。
    看来，两汉所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已经成为通行习用语。虽然前有项羽故事，但此语仍然出自汉武帝与汉光武帝这样雄健有为的帝王之口，而且似乎并无轻忽调侃之意。对这样的现象进行社会语言学的思考，可以进一步认识当时人的乡土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