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就初陵不置县邑颁布诏书，说道：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陵邑制度废止的原因比较复杂，汉元帝诏书有自诩德政惠民的政治宣传的成分，但是其中说到"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承认强制移民"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以为废除此制则可以"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这样的分析，是符合当时最普遍的社会心理和民众意识的。
    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校书郎杨终"以为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者万数，又远屯绝域，吏民怨旷"，于是上疏批评这一制度：
    自永平以来，仍连大狱，有司穷考，转相牵引，掠考冤滥，家属徙边。加以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域。传曰："安土重迁，谓之黎庶。"昔殷民近迁洛邑，且犹怨望，何况去中土之肥饶，寄不毛之荒极乎？
    他的意见，经廷前辩论，得到赞同，"帝从之，听还徙者，悉罢边屯。"（《后汉书·杨终传》）其中所谓"传曰：'安土重迁，谓之黎庶'"，李贤注："元帝诏曰'安土重迁，黎人之性'也。"元帝诏命与杨终上疏，都反映政治决策不能不考虑到民间乡土意识的强大而深远的文化影响。
    四
    秦汉时期，民间乡土意识的社会文化表象，还突出体现于所谓"游子悲故乡"即出行者思乡怀土的情感记录。
    《古诗十九首》中有这样的诗句："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又如《艳歌行》："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又如《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同样用"肠中车轮转"形容怀乡之情的，还有《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前往西北"胡地"的"行役"之人思念故乡的诗作，还有《陇水歌二首》，其中写道："陇头流水，分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远望，涕零双堕。"其二则作："陇头流水，鸣声鸣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此外，所谓"翩翩飞蓬征，怆怆游子怀。故乡不可见，长望始此回"（《古八变歌》），所谓"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尔，不如早旋归"（《古诗十九首》），以及"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寒冬十二月，晨起践严霜"（《拟苏李诗》）等，也都可以看作当时民间乡土意识作为历史文化存在的写照。
    汉武帝元封年间命江都王女刘细君为公主，出嫁乌孙王昆莫，细君远离汉土，难免悲愁，曾经作歌抒发身居异国深切的思乡之情："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虽然作者的身份和远行的性质与众不同，但是"心内"对"故乡"的感念，所谓"居常土思"之情，却与一般民众都是相近的。
    五
    尽管"安土重居"是一般人的心理定式，但是，汉代仍然有许多探险荒外，立功绝域的英雄。博望侯张骞之"博望"，定远侯班超之"定远"，都反映了这一不宜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
    郦炎《见志诗》其一写道："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修翼无卑栖，远趾不步局。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修翼远趾，大道长夷，超迈绝尘，志在千里，和许多行旅诗一样，借出行以比喻人生，体现了面对艰苦生涯的一种奋斗精神。曹操所谓"举翅万余里"（《却东西门行》），"神人共远游"（《秋胡行》其二），曹植所谓"驾超野之驷，乘追风之舆"（《七启》）等，也都借远行为喻，用浪漫笔法展抒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超野"而"远游"，其实也是一种比较恢广雄放的区域文化观的呈示。鲁迅曾赞美"汉代的闳放"（《坟·看镜有感》）。这种在秦汉时期这一中国文化史中发放出特殊光辉之重要历史阶段的极有价值的文化遗存，确实是超迈其他许多历史时代的可贵的精神现象，因而几乎可以看作文化考古的一种断代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