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到18世纪中期，英国在印度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英国和法国各自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地位，以及两国在欧洲的关系，英法商人之间，以及当地的印度各权力之间，都存在着极不稳定的关系。所以两个公司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控制制海权的斗争。1744年，英国与法国在印度海域爆发了战争，通过战争，英法双方都认识到，在印度的竞争，最重要的制海权，只有控制海洋，才能取得在印度的永久性胜利。
    1751年，罗伯特·克莱武率军占领了阿尔科特，1752年占领了斯里朗加姆岛，最后法国作出让步达成和解，英国获得了所占领的地方。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后，又将在印度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卷入了敌对状态中。战争的结果使英国人成为孟加拉的实际统治者，从而支配印度最富庶的地区，利用其资源摧毁法国在印度的势力，1759年钦苏拉落入英国人手中，至此英国的所有欧洲对手在孟加拉的抵抗全部结束。1761年，在英军的海陆联合进攻下，占领了本地治里，结果法国人在印度无立足之地。[7]（P164）普拉西战役使英国人在孟加拉站稳了脚跟，而与米尔·凯西姆战争的胜利，彻底确立了英国在孟加拉的统治。以后几年中，东印度公司逐步占领了孟加拉省，为征服整个印度铺平了道路。这时，东印度公司就由成立初期的一个海上冒险家的垄断贸易公司，变成一个拥有军队、领土，拥有宣战、媾和的权力机构，从而支配起整个印度的命运。马克思指出：七年战争和英国对孟加拉的占领使东印度公司由一个商业强权变成一个军事的和拥有领土的强权。[8]（P173-174）公司随即在印度建立了一整套殖民统治机构，如实行了总督制，委任了各级官吏，控制了各个领地的行政、民事、司法等各种大权，逐步确立起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普拉西战役和占领孟加拉省不仅标志东印度公司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同时也表明英国对印度的剥削和掠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由间接剥削阶段转入直接掠夺阶段。从那时起直到18世纪结束，由印度源源流入英国的财富，主要不是通过比较次要的贸易弄到手的，而是通过对印度的直接搜刮、掠夺巨额财富而弄到手的。占领孟加拉后，东印度公司通过“双重管理制度”（让腐朽的莫卧儿政权管理民事），直接统治孟加拉，公司拥有“迪万”（财政管理权）。从此，它不仅是商人，而且本身成为政权的体现者，它既拥有经济权力又握有政治权力，威权显赫。公司的官员还以政权代表者的身份经商，垄断印度最赚钱的贸易，免税经营国内贸易，却禁止印商经营最有利可图的对外贸易。到1765年，东印度公司对南部及包括比哈尔在内的孟加拉地区的直接统治实现了，这使它有效控制了卡纳蒂克领土的东南部，还控制了奥德地区，并在领土上拥有守备队。简而言之，东印度公司成为了印度领土的统治者，到1765年，这一伟大改变的许多迹象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公司现在最感兴趣的是征收税款，被称作英印史中的“财源”。英国占领孟加拉后，取得了在孟加拉的贸易特权，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经商无需交纳过境税。同时英国逐渐在孟加拉建立自己的霸权，通过扶持傀儡政权来控制孟加拉，孟加拉逐渐成为英国的一个省。英国开始了一种新的概念和政策，那就是把夺取领土作为贸易和帝国的基础，这与帝国初期相比是一个重大的改变，也是第一帝国终结后在东方英国采取的主要政策。
    私人贸易是第二阶段的一个特点。18世纪早期，英国的私人企业建立在印度殖民地上，并卷入了海上贸易，欧洲人不仅仅关心获得出口的货物，并且关心从亚洲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的交易中获得的利益。欧洲人不仅可以通过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运送他们自己的货物取得利益，也可通过帮亚洲商人运送货物而取得运费。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公司竭力为自己保留在亚洲的贸易，但到了17世纪70年代，公司大面积撤退，而让私人去发展。马德拉斯就是18世纪前后英国贸易的主要中心，船从港口装载着印度的纺织品通过波斯湾和红海运往西方，或者去中国、菲律宾群岛和东南亚大陆，运往东方。18世纪20年代，马德拉斯让位于加尔各答，每季40艘以上的私人船在加尔各答装配好，这一数目在18世纪中期稍微有所减少，但是印度海上可获利的大部分贸易仍掌握在英国手中。[9]（P19-20，P51-75）私人参与印度内部贸易的范围并不多，特别是在孟加拉，公司的职员活动除了加尔各答主要在几个内地的贸易中心之间，与印度纳瓦布政府的冲突是从英国商人主张免除海关税和干涉已被承认贸易专利权开始的。
    私人贸易扩大了通过公司的官方而与印度商业团体建立的关系，英国商人从英国带来的资金有限，因此，他们的贸易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向印度方面贷款。英国与印度商人互相提供服务使其复杂的关系模式得到发展，印度人把现金投资到欧洲的航运或是某种被欧洲人的额外保证上，富有的印度商人甚至甘心当欧洲私人的代理人，私人贸易的发展把印度商人束缚在了英国之下。
    设立定居点也是这一时期的现象。公司定居点的增多是英国在一定地区重要性增大的一种变化，孟买直到18世纪晚期才成为印度的主要港口，但它已经开始吸引从苏拉特来的难民。18世纪初期的时候，显然科罗曼德尔沿岸的港口有能力与马德拉斯竞争，但是越来越多的印度商人迁往那儿与英国人做买卖，享受他们提供的相对安全保证。[10]（P192-194）而加尔各答则相反，在18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他们在孟加拉打败了对手，当印度商人、工匠和劳动人民大批涌进英国管辖区内时，加尔各答的发展很快，在18世纪中期时，这个城市容纳了超过10万人。英国殖民地的扩张给印度统治者提出了新的问题，通过与欧洲人做买卖而扩大他们财富当然是受欢迎的，但是如果那笔财富流入了外国的管辖区，而非印度统治者的管区，且外国管辖区发展非常快速，它管辖内的欧洲人也不断扩大他们活动的范围，对统治者的权威造成威胁就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加尔各答构成了对孟加拉统治者的挑战和威胁。
    在这一时期，东印度公司直接设立管理机构，以确保贸易利益。18世纪中期，英国在印度有很强大的势力，18世纪40年代以前，公司本身的几百个守备队驻扎在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在与法国军队的交战中，公司本身的新兵数量增加了，同时，英国开始模仿莫卧儿的成功政府，并寻找印度人作为士兵的来源，主要是马德拉斯的泰卢固人和北印度的拉其普特人及孟加拉被称之为军队贵族的人，军队的任务从保护殖民地转变为掠夺内陆，但数量并不多：在普拉西战役时，1757年克莱武拥有2000个印度兵和900个欧洲人。到了1764年时，英国拥有5300个印度兵，850欧洲人，这种力量可以打败相当数量的法国人和数量多得多的亚洲军队。[11]（P499）他们越来越相信武力的功效。早在1751年，一个士兵就力图使英国的首领相信：只需2000欧洲人组成的远征军队就可以把孟加拉政府打败，既然公司获得了孟加拉的控制权，它的雇员们打算派远征队开往北印度，甚至是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