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作为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一面旗帜，在20世纪下半叶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中又成为西方手中的“意识形态武器”[1]，这就是“人权外交”。美国的“人权外交”说到底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如果对美国的人权外交作一历史回顾，我们不难发现，“人权外交”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谋求实现其霸权地位和最大国家利益的工具。
    一、争夺世界领导权--萌芽期的美国人权外交
    一般认为，美国提出人权外交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威尔逊总统任期内。威尔逊自称“我们并不追求自私的目的。我们不想征服领土，也不想统治别人……我们只是捍卫人类权利的战士之一”[2]。
    在威尔逊要使美国充当“人类人权卫士”这一冠冕堂皇的表述背后却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背景和国家利益的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利用“中立”地位与交战双方做生意而发财，并由战前的债务国变成战后的债权国，战前美国欠外债30亿美元，战后外国欠美国债务130亿美元。[3]（P41-191）美国战后控制了世界黄金的40%，华尔街取代 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经济地位的变化带来了国家利益的相应变化。一战后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是利用已取得的经济优势及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战后经济困境，为美国赢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并在国际政治中建立起由美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新的国家利益需要美国外交政策作出调整。
    希望成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量，仅有经济实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打造作为世界领导者的政治形象。威尔逊相信美国的法律和宪法制度“不仅特别有效，而且特别合乎道德”，是不发达和半发达国家应该仿效的，“美国的力量就是道义的力量”[4]。凭此“道义力量”，美国就是世界的当然领导者，而高举人权旗帜就是美国“道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国际社会一般把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作为其“理想主义”人权外交政策的佐证。“十四点”表面上大谈“公开外交”和“民族自决”，称追求的是“国无大小一律 平等之权利”，提出“保持公海航行绝对自由”，“消除一切经济壁垒”，“公平调整 ”殖民地，取消秘密外交，建立国际联盟等，[5]但分析起来，每一条无不与美国的国 家利益紧密相关。所以，“十四点”实质是争夺世界霸权的纲领。
    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的限制，特别是美国整体综合实力尚不足以与各列强抗衡，因此当时推行人权外交并不能为美国带来最大利益，这决定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人权外交”的失败命运。美国在一战后依然奉行的是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罗斯福政府时期。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挑战。罗斯福政府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潜在威胁，决心冲破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束缚，推出新的外交政策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1941年1月，罗斯福在关于“租借法案”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美国外交的目的之一是在世界各国普及“人类四大自由”，规定凡接受美国军援的国家都必须实行“四大自由”政策。罗斯福称，“自由意味着在世界所有地方人权至上。我们支持为争取或保卫人权而斗争的人民”。[6]（P215）在著名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用邻居失火，借给邻居浇水管带来比喻援助民主国家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性。美国国会在批准《租借法案》时也强调授权总统可以向他“认为其防务对美国国务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出售、转让、交换、租借或以其它方法处理任何……国防物资”[7]。可见，尊重人权和“四大自由”事实上成了美国调整其外交政策的说辞，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
    二、美苏争霸--人权外交正式出笼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7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中心是反共。到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国会首先提出人权外交的主张，并通过一系列法案，将人权与对外援助挂钩，其中最重要的三项法律是502B条款、116条款和701条款。这些条款规定禁止向持续、全面地侵犯国际公认的人权的国家提供安全和经济援助。[8]1976年美国国会要求国务院撰写并发表国别年度人权报告，这使得人权外交由一种想法转变成了一种行动，是卡特上台正式推行人权外交的前奏。
    卡特上台伊始便打出了“人权外交”的旗帜。1977年卡特在就职演说中称：“我们绝 不能对自由在其他地区的命运无动于衷……我们对维护人权的承诺必须是绝对的”，“ 对美国来说，最崇高和最有雄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立一个真正人道的正义和和平的世界”。[9]他多次声称：“人权已经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主题”，强调“尊重人权是自由、民主国家在为扩大影响而进行的和平斗争中最重要的优势”。[10]
    卡特之所以一上台就提出人权外交主张，主要是由于当时美国政府所处的内外交困的特殊处境促成的。在国内，“水门事件”、持续的经济衰退和能源危机导致美国政府政治信用危机；在国际上，由于长期支持世界上反动、独裁的政治势力，特别是侵越战争的失败使美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世界各地反美情绪增长，而美国战略力量又处在收缩阶段，有限的战略力量无从应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在此形势下，美国急需以新的政治主张和外交形象扭转被动局面。打出人权旗帜，有助于增加美国对外政策的道义色彩、缓解盟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反美情绪，协调双边和多边关系，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国家，扭转美国在对苏斗争中的弱势。这时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就是尽力遏制苏联的攻势，巩固和扩大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11]对此，布热津斯基曾有明确的阐述，称“把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而着重强调将能向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显示我们民主制度的确实存在，并与我们对手的政治制度和作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促进美国的全球性利益”[12]。国务卿马斯基也认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促进人权--笔者注）并不是 出于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也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我们也相信，从 最冷静和实际的意义上讲，强调人权会服务于我们的国家利益。”[13]（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