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苏反共--实用主义人权外交
    如果说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因其奉行反共与反独裁并举的政策而带有某些“理想主义”成分的话，那么里根入主白宫后推行的就是赤裸裸的反共人权外交。里根上台后，美国的战略目标依然是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防止社会主义的扩散。里根政府分析认为，“在美国的权利政策面前首当其冲的不是独裁政权，而应是共产主义独裁政权”[14]（P 217），反共与反独裁并举的外交政策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基于里根政府对美国战略利益的理解，1981年里根上台后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作了调整，在继续推行人权外交、宣称“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的”[13]（P25）的同时 ，明确将人权与美国战略利益联系起来，认为“在促进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和人权之间 存在着协调性”，因为“共产主义国家是侵犯人权的同义语”，“苏联是压倒一切的问 题”[13]（P26），美国要用“人权来担负起自由世界领袖的历史作用”[15]。里根政府负责人权和人道主义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布拉姆斯称，“阻止共产党集团夺取任何国家 便是人权事业的真正胜利”[13]（P26）。“人权”成了美国实现其战略利益的有力武器。
    最能说明“人权外交”性质的例证即是里根政府公开提出的人权外交双重标准政策。1981年10月，里根提交给国会的“人权备忘录”中提出人权具有双重标准，即“积极标准”和“消极标准”。所谓“积极标准”就是发扬光大美国的民主价值，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发动攻势，在冷战中争得主动；所谓“消极标准”就是对盟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不必采取行动，只要口头批评就可以了，否则用一个狂热的共产党政权取代一个腐败的独裁政权，不利于“人权”事业。[13]（P50）
    里根政府的人权外交与卡特时期相比有两个明显变化：一是缩小打击面，集中将重点放在社会主义国家；二是在人权外交中增加“促进国际民主化运动”的内容。里根政府利用80年代中期苏联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方针和“新思维”外交的时机，及时调整对苏政策，从全面对抗的单轨政策转变为“实力加谈判”的双轨战略，积极推行人权外交，加强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政府势力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联系和支持，传播美国的价值观。里根政府宣称“我们的任务是促进并捍卫自由与民主，并且尽可能向各地传播这些思想”，“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进程”。[15]
    人权外交所能产生的深远影响，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败》一书中有深刻的剖析。他指出“人权是现今时代最有吸引力的政治观念，西方大声疾呼尊重人权已使共产党国家处于守势”，而“积极宣传尊重人权，还为更直接地进行民主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活动有助于使独立性越来越大、政治色彩日益浓厚的民间团体出现，这就等于社会从共产党统治下最终解放出来的开端”[3]（P283-284）。
    四、夺取世界霸权--国际格局转型期的人权外交
    布什政府处于世界从冷战时代向后冷战时代过渡的特殊历史时期，国际局势变化之快，如苏联解体、东西德统一等等，令美国政策制定者们措手不及。但是，美国的根本战略目标没有变，不过是由冷战时期的与苏争霸转变到维护美国的一超霸权地位。199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尽管“形势发展之快在几年之前，甚至在几个月之前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我们的目标和利益依然没有变”，“我们的基本价值观以及我们基本的地理政治需要仍然没有变。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我们是当然的领导者，是全球自由国家联盟中的联结环节”。[16]
    自1989年上台至1990年12月苏联解体，布什政府基本上继承了里根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继续主张“对人权问题的关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布什提出所谓“超越遏制战略”，其基本思想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利用苏联东欧国家内部发生的变革，采取更全面的手段，包括更多地使用文化、经济及技术手段，遏制共产主义，使社会主义国家走向更“开放和民主”，并“回到世界秩序”中来。[6]（P238）“超越遏制战略”体现了“和平演变”对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作用，而人权外交则是“超越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苏联的动荡局势，布什政府一方面支持戈尔巴乔夫，促其承诺“改革”和“政治多元化”，另一方面扩大同苏联国内政治反对派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分离主义势力的接触。布什政府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目标，并宣称在这个新秩序中人权将特别受到保护[14]（P221）。
    苏联的解体及东欧的剧变使西方世界认为这是西方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和西方制度的胜利，向社会主义国家传播西方的民主、人权思想和价值观帮助美国在美苏争霸中获胜，实现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因此，向世界传输美国的人权观、价值观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这种认识进一步刺激美国等西方国家变本加厉地推行人权外交政策，并且开始把人权外交的矛头指向中国。一些美国政要声称“人权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和“发展中美关系的基石”。美国政府一方面利用1989年6月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攻击中国的“人权纪录不好”，对中国进行制裁，与此同时又尽力避免恶化美中关系，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称美国应“设法避免完全中断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些联系不仅对全球和地区来说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对中国重新走上经济改革和放宽政治限制的道路的前景也是至关重要的”[16]（P157）。对华推行人权外交符合美国的利益和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