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后，左翼运动急剧地衰落和消失了，之后便是保守主义的泛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凯歌行进。尽管在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之后出现了新社会运动，但无论其锋芒和规模都无法与60年代的学生运动相比。60年代的西方学生运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种众口一词地歌颂“富裕社会”的令人窒息的文化氛围。让人备感压迫性的现代社会结构、社会实践、文化及思维模式正在遭受普遍的反叛。虽然激进的学生运动最终烟消云散，未能像当初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在学生运动之后会继续掀起革命的巨澜，但这场遍及整个西方的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所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以至于它一再引起国外不同阶级和不同政治派别人士的关注和讨论。但是，国内对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却缺乏全面的讨论和介绍。（注：作者认为国内对西方学生运动缺乏全面的讨论和介绍的原因有二。其一大概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认为学生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依附于某个阶级而存在的，因此很少把学生作为一种历史活动的主体加以研究。其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治和学术的走向也影响到对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研究。从那时以来，在批判极“左”倾向的危害之后，中国学人将其注意力倾注于政治改革和改良之类的问题上来，对西方的研究转到了对西方资产阶级主流政治社会的研究，对西方政治思潮的介绍则倾注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从而把亟待研究的像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新左派一类的课题推到史坛和讲坛后面去了。参见《反叛的一代》前言。）在这种情况下，沈汉教授和黄凤祝博士推出的《反叛的一代--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一书便凸显出了它的价值。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各国学生运动发生、发展、衰亡的历史过程，首次深入审视了这场运动的基本特质和非同寻常的成因。这是我国在世界史研究领域和政治学研究领域取得的又一可喜成果。
    作为一部内容丰富的专题史，《反叛的一代》一书最可称道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对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基本特质的深入审视。关于60年代学生运动的性质，一些西方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了迥然不同的评价。1969年，萨特在回顾“五月风暴”的经验教训时说，“可以认为革命在发达社会内是可能的了”（注：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雷吉斯·德布雷认为：“1968年5月是新资产阶级社会的摇篮”；密特朗认为，“五月事件”不可能导致一次革命，因为环境还没有帮助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走到一起来；沃勒斯坦认为，1968年是世界体系内发生的一场革命，是我们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上最伟大的形成性事件，是一种我们称之为分水岭的事件。霍布斯鲍姆则评论说，“60年代末期学生的反抗运动，是旧式世界革命的最后欢呼”，“……向那些以为已经将西方社会问题永远解决了的成人，提出一个‘必死的象征’”（前言）。面对如此迥然不同的评价，本书作者在占有大量事实材料的基础上，通过综合考察和深沉的理性思索，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揭示事件的本质，将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这场近乎革命的学生运动的基本特质界定为：“它主要不是社会运动，而是包含着文化和政治目标的运动。”（《反叛的一代》前言）作者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爆发原因与19世纪欧洲历史上发生的那些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革命运动爆发原因的比较，对作出这一界定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作者指出，20世纪60年代不存在发生社会革命运动的特定环境。以往的社会革命运动都具备那种客观的经济社会危机所造成的革命形势，即常常以普遍的经济危机、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失业作为其背景；相反，这次学生运动爆发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时期。从1950年开始的20年间，欧洲生产以每年平均5.5%的复利式增长率发展，美国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每年复利式增长率也达到了3.7%。失业率也空前降低，60年代欧洲各国的失业率仅仅为1.5%。因而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爆发的原因应当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领域以外去寻找，即它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文化和心理方面。这就决定了，此次运动的发动者和主要力量不是工人阶级或农民阶级，而是出身于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下层的学生，社会构成比较狭窄。这种狭窄的社会构成加上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就决定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提出的纲领和口号的主要内容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学教育、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批判”（第4页）以及对美国在东南亚侵略战争政策的尖锐地抨击；这次学生运动“对其斗争的最终目标认识模糊，缺乏一个深刻的社会纲领，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场学生运动可以一时震撼资本主义制度，却无法从根本上动摇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第4页）。因此，作者认为：从历史运动的类型学而论，这次学生运动属于一种政治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和经济社会运动。作者对这一学生运动基本特质的界定，为人们全面深入理解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学生运动的性质提供了一个正确的认识视角。
    此外，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运动其他特质的界定也极富见地。作者认为，与近代时期那种旧式革命相比，60年代学生运动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它是一次发生在现代世界体系和全球化形成时期的革命运动。“亚非拉第三世界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此时正反转过来冲击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学生运动是对后者的反应和呼应。反叛的学生一代从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得到了灵感和榜样的启示，切·格瓦拉、卡斯特罗、胡志明成为西方学生心中的革命偶像”（第383页）。“倘若当时不发生第三世界众多的革命性事件，恐怕学生运动的内容和规模会与现实所展示的相差甚多”（第383页）。除上一特点外，60年代学生运动还具有“语言上有戏剧性和夸张性”的特点。与“在19世纪那些真正的革命中，运动的实质往往超过了运动参加者提出的口号”不同，此次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大量借用阶级、阶级斗争，以及革命这类人们已经非常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语汇，然而“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否真正准备进行一场革命，确实值得怀疑。在这场运动中，庄严和浪漫、革命和戏谑、激情和荒诞、信仰和乌托邦交织在一起”（第386页），从而运动提出的口号带有戏剧性和夸张性，明显超过了运动的实质。毋庸置疑，本书对这些特质的界定是耐人寻味的，它体现着作者厚重的历史沉思和冷静的辨证思维，给读者以有益的理论启迪。
    在以上这些成功之处以外，《反叛的一代》作为一部深入审视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著作，其审视的深入性还表现在它对这次学生运动左翼的思想来源的分析上。作者指出，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左翼的思想来源是非常混杂的，它同时受到多种社会主义理论和激进思想的影响，其中既有“新左派”思潮、毛泽东思想、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思想、胡志明思想，也有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思潮以及托洛茨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本书对影响学生运动的各种思潮或思想都有系统深刻的剖析和精辟新颖的论见，但笔者以为，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作者对“新左派”思潮和运动的分析。国内研究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著述本就不多，且大多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寻求和澄清学生运动的左翼思想来源，而对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激烈的论战背景下所产生的“新左派”鲜有提及。本书则加强了对“新左派”思潮和运动的研究。作者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中很有影响的“新左派”指的是不同于“老左派”的左翼政治派别。“‘新左派’一般说来不像‘老左派’那样具有政党组织的形式，他们或是作为学生组织的核心力量，或是以某种左翼刊物为阵地和核心的松散的群体，也可以说，‘新左派’没有明确固定的组织形式”（第22页）。与欧美各国的“老左派”在大多数欧美国家采取合法的议会活动路线不同，“‘新左派’对资本主义国家持挑战或怀疑态度。他们反对议会道路，否认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化，主张凭借直接斗争的经验和直接行动来解决问题。‘新左派’最基本的特点是它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和政党，对官僚和代议制政府表示不信任”（第23页）。此外，新老“左派”的不同还表现在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异化作用”的相异见解、对“左翼政治组织的组织原则”的较大分歧、对“左翼组织的阶级基础和依靠对象”不同看法等诸多问题上。本书作者这一比较分析的切入点和对“新左派”的看法，不媚俗、不从众，给人以清新独到之感。
    《反叛的一代》写的是20世纪如大海中的波涛，几经聚合，一时排山倒海，尔后又遽然衰退的西方学生运动，写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的内在矛盾和问题所致，并反映外部世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和作用的西方学生运动，但作者的视野没有局限于此，他们深思的是运动的未来和未来的运动。正如书中所指出的，“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始终存在，反资本主义的力量的构成则在发生变化，富于斗争性和批判性的社会力量及新的社会运动会不断涌现。运动的实践将走在理论之前，给我们以教益。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给我们的启示。”从这一点来说，本书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后，《反叛的一代》在编写体例上也有许多创新之处。本书分为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历史环境、美国的学生运动、英国的学生运动、法国的“五月风暴”、联邦德国的学生运动、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若干特征六章，每章都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合而为一部完整的世界专题史。这一体例安排让人们既能够从整体上把握西方学生运动爆发的普遍原因和这一运动的基本特质，又能够了解具体国家学生运动爆发的特定缘由和个别特点，从而使本书显得分合有致、脉络清晰。同时，作为合著之作，两位作者分别从个人的研究方向和资料条件出发，合理地选择了自己所承担的部分。因而各部分都写得深入浅出、通畅易懂，保证了全书质量的总体平衡和风格的前后统一。
    当然，本书也存有美中不足之处。笔者认为，最主要的不足之处在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力度还稍显不够。“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一般都从匈牙利的卢卡奇于1923年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算起。但1968年爆发“五月风暴”之前，它长时期内若隐若现地持续和发展着，影响并不大，更谈不上广泛流传。可是，“五月风暴”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本书如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关系的研究，可能会有利于人们对西方学生运动左翼思想来源的进一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