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吏既受制于官，为了免遭责罚，他们必须处处小心谨慎，善于察言观色，窥探官员的内心，通过与官员周旋来达到徇私的目的。每遇新官上任，他们总会进行一番试探，若是清廉勤政的好官，只得暂且收敛自己的行为，伺机而动；若是无心政事的庸官，则窃权揽政，大行其道；若是贪官，则与之狼狈为奸。因此说，官员的个体素质、道德修养及行为方式等都会影响到胥吏。如秘书郎、知滁州许巽为官廉洁，将官员赠与的钱物全部充公，共计一万四千余缗。胥吏畏服，不敢收人白金，言：“秘书知，措身何地？”（注：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五《胥不受馈》。）杜衍判吏部流内铨，令吏将铨法条例全部拿来，仔细阅读，“具得本末曲直。”待升堂时令吏坐曹听行文书，“铨事悉自予夺”。自是吏不得为奸（注：《宋史》卷三一○《杜衍传》。）。然而综观两宋，真正能不被胥吏欺侮者非常少。即便是素有“青天”美誉的包拯亦不能幸免：
    包拯知开封府，有犯杖脊徒罪者，吏受财，与之约曰：“今见尹，须使我责状，汝但号呼自辩，我当与汝分罪，各受杖决。”既而引责，囚如吏言，分辩不已。吏人大声呼之曰：“但受杖脊出去。”拯谓其招权，摔吏杖之，特宽囚罪，亦令徒杖。公知以此折吏势，不知乃为所卖也（注：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二。）。
    清正廉明者尚见欺于胥吏，何况那些不能究心政事者。官不任事，权必归于吏。至有“老胥抱书升堂，取判者皆高下在口。”而官员端坐堂上却只是个摆饰，“仅占署而已”（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卷二一四。）。于是，胥吏揽权，有号为“立地官人”、“立地知县”者（注：《州县提纲》卷一《防吏弄权》；《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一。）。
    宋代官僚士大夫在对待胥吏的态度上，始终处于矛盾的境地：既鄙视又依赖。为控制胥吏而不受欺侮，他们大多寄希望于严刑峻法，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官员驭吏过严，时常会招至他们的报复。胥吏或“空一县逃去”，造成公务的瘫痪（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卷一六三。）；或向上级官府告状，制造事端以迫其离去（注：周南：《山房集》卷五《黄平甫墓志铭》。）；更有甚者，私下收集官员的资料，伺机报复（注：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而宋代官员在与猾吏的较量中往往处于劣势，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官员对胥吏的依赖。国家将政事委于官，官又付于吏，由吏来具体执行。从某种程度上说，治状的好坏取决于胥吏的努力，而政绩又与官员的仕途前程紧密相联，正因为如此，官员大多不敢制吏，甚至于“故纵胥吏”（注：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三四《答吕伯恭书》。），以求相安无事。蔡居厚上书曰：“比来从事于朝者，皆姑息胥吏。吏强官弱，浸以成风。”（注：《宋史》卷三六五《蔡居厚传》。）
    3.敲剥百姓，危害社会稳定
    胥吏佐官治民，直接与百姓打交道，他们一旦枉法徇私，受害最重的当属那些平民。吴儆曰：“黠吏之为奸，常起于上无所畏，而下无所忌。”（注：吴儆：《竹洲集》卷三《刍言三篇·黠吏》。）其实，对于官僚士大夫，胥吏无论如何欺骗、侵侮，仍心存畏惧，处处小心谨慎；而对于平民百姓，他们则可以毫无顾忌，极尽敲窄、盘剥之能事。
    胥吏大多以执行公务为名，行聚敛之实。危害大者如狱吏、税吏、仓吏等。狱吏掌狱讼及牢狱之事，面对的是不明律法、甚至目不识丁的平民，他们或作伪状，“示读不实”（注：《州县提纲》卷一《面审所供》）；或积压狱讼，拖而不决（注：参见《宋史》卷二九八《司马池附司马旦传》。）。甚至将无罪之人拘于狱中，谓之“寄禁”（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卷一六三。）。百姓一旦被拘禁，无异于羊入虎口。税吏负责征收两税及各项杂税。他们往往成群结队下乡追催，骚扰民户。民户若纳赂于吏，“遂不复责之全纳”（注：《北溪先生大全集》卷四六《上傅寺丞论学粮》。），否则就要遭到责难。更有甚者，缚人于桑上，灌以粪，而“得千钱”（注：《夷坚志》乙志卷七《宁都吏仆》。）。此外，各地还有大批拦头于交通要津设卡，名为搜检漏税，实为索贿。他们或将“舟船实无之物，立为名件”，迫其纳税，称“嘘喝”；或扣押货物，低价折税，谓之“所纳”（注：《宋会要》食货一八之九。）。仓吏主要是利用斗、秤来盗取官物。遇有官物运至，大斗、大秤收进；遇支取官物时，则小斗、小秤给出。官物就在这一进一出中流入仓吏之手。熙宁间，仓吏盗取军食“十常二、三”，直接导致“仓法”的出台（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卷二一四。），然重法重禄亦未能解决仓吏受赇为奸的问题。一些地方的仓吏还自创新斛，“厚薄不等。其口或敞或撮，其制或高或低，分寸差殊，升斗赢缩。”（注：《景定建康志》卷四○《田赋志·镂榜式》。）
    此外，一些胥吏不仅利用执行公务之便聚敛钱财，还大肆侵占民田，有所谓“县胥食邑户”者（注：《东坡全集》卷六一《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四事一处行下状》。）。造成国家财税的大量流失。
    4.勾结权贵，加重统治的黑暗与腐败
    胥吏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他们虽在官府当差，却仍是“庶人”，处处要受到官的监督与制约，且俸禄微薄甚至无禄；而作为“庶人”，他们原本家境并不甚富裕，难免会受到地方豪强的欺压。因此，胥吏特别是地方官府内的奸猾之吏，往往是上献媚于官员以求得庇护、下勾结地方势力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胥吏与豪民勾结，不仅能够“夺民田逾百顷”（注：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七七《万州·董之邵》。），而且千方百计偷逃赋税，“有税未即具上，或不尽具，至有每年不曾输官者。”为了弥补亏空，他们又新造税产簿，将偷逃之税转嫁到民户身上（注：《昼帘绪论·催科篇八》。）。徽州都吏潘道宗既“违法强买同分人见争田产”，又公然占吞被讼人的田地，还“为势家望青斫木，患苦乡里”。事发，被杖脊十五，配徽州牢城（注：参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三。）。胥吏还与地方上专门代纳赋税的揽户相勾结，甚至“自为揽户”，或以“子婿、亲戚为之。这不仅使民户在纳税时又要多遭受一层盘剥，而且使国家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如揽户纳粮，胥吏或暗用小斛，或用泥、板置于斛底，欺瞒官员，偷逃税粮（注：《景定建康志》卷四○《田赋志·镂榜式》。）。遇朝廷减免赋税，受惠的大多是胥吏与揽户，百姓愁叹之声如故（注：《宋史》卷一七四《食货上二·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