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京城市的文化功能 辽朝五京城市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现在学校教育、祖先祭祀和宗教的传播三个方面。辽朝的学校教育主要是在模仿了中原王朝的教育制度,经历了较长的过程才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辽朝开国初即已设立国子监,《辽史·地理志一》在叙述上京皇城内衙署的分布格局时称国子监以北是孔子庙,而孔子庙是在神册三年(918年)修建的,这说明国子监、孔子庙都是在上京修建之初就已经存在了。需要说明的是,有了国子监不等于已经有了学校教育,这从辽朝初年频繁对外用兵进行征服战争,最高统治者尚不能顾及文化教育事业建设的客观形势考虑是很自然的。设有国子监的京城还有中京和西京。五京中最早设立学校的是南京,又称南京太学,《辽史·百官志四》注明设于太宗时,当是石敬瑭进献十六州后由幽州州学升格而成的。清宁元年(1055年),辽道宗下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注:《辽史·道宗纪一》。)《辽史·百官志四》中所记上、东、中、南、西京学校当是对道宗即位后设学情况的记录。 上述五京诸学显然是以汉族士子为教育对象的,辽朝是否设有专门的契丹族学校,迄今未见有文献记载,不好妄下断言。不过,从契丹族已经有大、小两种文字,而且从《辽史》所见,许多契丹族官员、贵族能够熟练掌握和使用本民族文字来看,契丹族子弟的教育不会是以家庭教育的形式进行的。当时的高丽不止一次派儿童到辽朝学习语言,这种留学式的教育似乎也是在学校中进行的,如果有这种学校的话,应该设在上京或南京城中。 五京城市学校教育的发展,大大加强了城市中的人文气氛,而在寨北草原上新建的上京、中京和以军事重镇而著称的西京尤其如此,这与辽朝统治阶级吸纳汉族思想文化和中原王朝统治制度大致是同步进行的。同时,契丹族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儒家思想已经对契丹族社会上层修身养性、治国抚民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里的祖先祭祀主要是指辽朝皇室的先帝祭祀,是辽朝礼仪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辽史·礼志》将其归于“吉仪”之中。 辽朝在上京有安置历代先帝御容的开皇、安德、五鸾三大殿,“每月朔望、节辰、忌日,在京文武百官并赴致祭。又于城内东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简皇帝遗像”(注:《辽史·地理志一》。)。东京宫城之北让国皇帝御容殿,世宗即位当年追尊其父耶律倍为让国皇帝,岁时祭祀。圣宗以后,因皇帝多行幸于南京、中京,所以先帝祭祀也多在南京、中京进行。统和四年(986年)圣宗幸南京,十一月冬至日“率从臣祭酒景宗御容”,这应是节辰祭祀的一种。清宁五年(1059年)十月朔日“祭兴宗于嘉宁殿”(注:《辽史·道宗纪一》。),这应是朔望日祭祀的一种。辽朝还在南京雕造了用于祭祀的历代先帝石像,开泰元年(1012年)十二月,“奉迁南京诸帝石像于中京观德殿,景宗及宣献皇后(像)于上京五鸾殿”(注:《辽史·圣宗纪六》。)。八年(1019年)正月,于中京建景宗庙,九年(1020年),于中京建太祖庙,所以,《辽史·地理志三》记中京“皇城中有祖庙,景宗、承天皇后御容殿”。西京华严寺中也安放了历代先帝的石像、铜像,供岁时祭祀、拜谒。 辽朝的先帝祭祀在诸京的专门宫殿中进行,多少摆脱了契丹族原有礼仪制度的原始简单形态,赋于祭祀过程以神秘、庄重、肃穆的氛围,在思想上、心理上给参加祭祀的人以更大的震撼,这也是五京城市先帝祭祀的特别作用所在。 在统治阶级的提倡和保护下,佛、道在辽朝统治地区的传播速度和繁荣程度是十分惊人的。如果把宗教的传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特别是从城市文化功能的视野来考察辽朝五京宗教传播的状况及其在辽朝全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影响,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一件事情。辽朝的著名佛寺主要集中在五京等主要城市中,这与城市人口密集,特别是更有条件讲究精神享受的各族社会上层主要居住在城市中,具备了良好的宗教传播条件有密切关系。在上京有天雄、大广、节义、安国、兴王、弘福诸寺,东京有金德、大悲、赵头陀诸寺,中京有感圣、报恩、镇国诸寺,南京有奉福、大延寿、法源、天宁诸寺,西京有华严、善化诸寺。在这些佛寺中涌现了许多对佛学有精深造诣的高僧,陈述先生《全辽文》所收高僧的墓志、塔铭中,有很多是属于五京佛寺的。 在通常情况下,僧人比较世俗百姓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就寺院内部对僧众的教育和面对世俗进行的教义宣传这一点来说,一座寺院就是一所学校,在地广人稀、交通闭塞、文教落后的塞北草原上,说五京的佛寺和僧人是当地人文的一道独特景观颇不为过。 辽朝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事件是咸雍四年(1068年)在南京完成的579帙《大藏经》(契丹藏)的印刷,这是继北宋初年雕印《大藏经》之后对佛教经典的又一次大规模汇辑、整理和刊印。辽朝曾经多次向高丽赠送自己雕印的《大藏经》。南京僧人希麟撰《续一切经音义》10卷,为《开元释教录》以来的佛经注音,是与行均撰《龙龛手鉴》齐名的音韵学著作。 综上所述,辽朝的五京在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功能,是当时辽朝的历史环境与社会发展水平的产物。城市功能的不完善和独立性差的弱点,是由于居住在五京中的各族人口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都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而形成的,这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共同性。然而,辽朝五京,特别是在塞北草原上建立的上京和中京,无论是对于契丹族来说,还是对于辽朝统治下的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五京对于辽朝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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