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21]（p186）
    宋真宗将人生的功名利禄全部贯穿在读书应举之中，这对世人不可能不产生巨大的影响。
    宋人洪迈的《得意诗》和《失意诗》就形象地描述了当时人在科举影响下的情况。其中《得意诗》云：
    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22]（卷八）
    由此可见，人的一生最得意自然是金榜题名时，因为一旦科举及第，就会有五种荣耀在等着：“两观天颜，一荣也。胪传天陛，二荣也；御宴赐花，都人叹美，三荣也。布衣而入，绿袍而出，四荣也。亲老有喜，足慰倚门之望，五荣也。”[23]（卷十）但是，一旦科场失意，就会像《失意诗》所说的那样：
    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
    失恩宫女面，下第举子心。[22]（卷八）
    因此宋代许多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安邦治国，而是为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
    尽管宋代改革了科举制度，扩大了取士名额，但贡举常科取士仍是“举子多而额员窄”，为此，神童举就成为世人入仕的捷径。据载：“饶州自元丰末，朱天赐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24]（p37）只要努力读书，一旦能在神童举中及第，就会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为了使儿童能专心致志地读书，有些父母采取“以竹蓝坐之木杪（使儿童坐在竹蓝里，高悬树上），绝其视听”[24]（p37）的极端做法，但结果却往往是“儿非其质，苦之以至死者盖多于中也”[24]（p37）。即便这样，宋代人教童子读书的热情并没有因此而降低，相反，宋中叶后，在京和州县的小学以及私人开办的私学纷纷建立，仅在政和四年京城的官办小学中，“小学生近千人，尚有继至者分十斋处之。……自八岁至十二岁，率以诵经书字多少差次补内舍、上舍”[25]（卷三十五）。
    通过大兴童蒙教育，宋代还真出现了不少聪明过人的儿童。诸如王禹偁九岁、孔仲文七岁、蒋堂六岁、黄庭坚七岁会写诗、能作文的记载，在宋代的文献中比比皆是。而且从宋仁宗时起，设立童子科，的确有不少人通过神童举进入仕途。据有关资料统计，从仁宗朝到徽宗朝，通过童子科赐进士出身者20人；高宗朝，求试者36人，授官者6人；孝宗朝求试者74人，授官者7人[26]（p71）。
    在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过程中，向幼童宣传“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显身扬名”的思想也成为童蒙教材的主要内容之一。仅以宋代王应麟编撰的、在世上流传最广的、影响最大的《三字经》为例，在其最后一部分中，编撰者透过历史的长镜头，将焦点集中到了从先秦圣师孔子到唐代神童刘晏等20多位先师哲人的身上。将82岁对大廷策、中进士的梁灏和7岁中神童举的刘晏作为榜样，历数他们泛舟学海、勤奋学习、致力成材的故事，以娓娓动听、具有强烈感染力的语言向幼童们宣传“学而优则仕”的思想，鼓励儿童“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4]（p85）。
    尽管对大多数年幼的蒙童及其私学而言，其所传授的内容、学生的年龄、自身的条件等等，离科举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宋代的办学宗旨、教育的目的，早已将科举纳入其中，已经承担了科举预备教育的重任。
    四著名学者和官员积极参与童蒙教育
    宋代童蒙教育得以迅速发展，从很大程度上由于著名学者和官员积极参与。就笔者目前所能接触到的史料看来，宋代著名学者和官员参与童蒙教育的方式主要有：一是一面做官一面热心从事童蒙教育的，程颢是也。程颢为晋城令，规定“乡必有校……儿童所读之书，亲为正句读……择弟子之秀者，聚而教之”，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几百年与登科无缘的晋城，在“熙宁元丰间，应书者至数百，登科者十余人”。[27]（p328）一改当地“朴陋”之风俗。他在任扶沟县知县时，还提倡“以教化为先”[27]（p636），兴设学校，聚邑人子弟教之。再如《范氏义塾记》记载：“汉以来或为讲堂、为精舍，而养则未闻之也。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义庄、义学有补世教。”[28]（p24-25）范仲淹以为官的身份兴办“义学”，也表明了他对童蒙教育的重视。二是亲自参与童蒙教材的编写。如朱熹、吕祖谦、吕本中、陈淳、真德秀、王应麟等都亲自参与过许多童蒙教材的编写，其中如《三字经》、《童蒙须知》、《少仪外传》、《小学绀珠》、《小学》、《性理字训》、《小学诗礼》、《训蒙雅言》及《童蒙训》等，都成为传世佳作。社会著名学者亲自编写童蒙教材，不仅保证了教材的权威性，提高了教材的质量，而且也引起了社会对童蒙教育的广泛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