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著名学者和官员积极参与童蒙教育的原因有三：其一，中国封建社会由于长期牢固地植根于小农经济和血缘关系之中，形成了一种农业形态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分散、封闭、宗族性和凝聚力强，因而要想在这种文化形态之上，跨越通讯极为不便的各种农业生产和血缘关系中心，组织一个稳定的社会控制结构，其内部的主导因素是道德心态。宋代许多著名学者和官员清楚地意识到，在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中，仅仅依靠武力征服是不能维系国运长久的，要想使封建统治得以巩固，就必须将封建统治者希冀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大众的意识，因此，就必须抓住童蒙教育这一人生教育的关键时期。
    其二，许多著名学者和官员都清楚地意识到，15岁之前的蒙童，物欲未染，知识未开，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具有极大的可塑性。正如程子所言，“人之幼也，心知未有所主，则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使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者，后虽有谗说摇惑，不能入也。若为不之豫，及乎稍长，意虑偏好生于内，众言辩口铄于外，欲其纯全，不可得已”[1]（p1）。加之许多著名学者和官员也清楚地意识到，童蒙教育相对于很多贫民子弟而言，既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开始，同时也是他们接受教育的终结，为此童蒙教育被看成是一个人一生成败的关键，因而被宋代许多著名学者所关注。
    其三，宋代许多著名的学者或官员，既是思想家又是教育家，为了有效地宣传和贯彻自己的思想，他们每到一处，常常视社会教化为己任，注重化民成俗，广泛宣传治国安邦之道以及忠孝仁义等封建文化观念，通过创新的学术思想和学风来影响世人，以实现封建文化人“为天地立新，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道德理想。
    综上所述，宋代童蒙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最基本形态，它既是文化传播的中介，又是统治者进行思想控制的重要阵地。它一方面通过广泛的文化知识的传播，将读写知识、社会生活常识、自然常识以及一些科学知识传授给社会各阶层，由此促进了整个宋代社会文化的相对普及和社会成员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另一方面，以理学家为代表的、掌握精英文化的敏感封建文化人，以异常的文化自觉，积极参与童蒙教育，他们从书斋走向社会，由庙堂走到民间，编印教材，开馆讲学，试图通过童蒙这一人生的关键时期，将统治者有关伦理纲常的思想意识传播、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去，使社会成员从小就自觉接受建立在理学基础上的伦理道德教化，在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的稳固、延续封建统治上发挥了独有的文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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