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脱脱任总裁、欧阳玄等史官于元顺帝至正年间撰成的宋、辽、金三史，后人颇不以为然，认为《宋史》繁芜，《辽史》疏略，只有《金史》强差人意，繁简适当。然而《辽史》、《金史》中的《国语解》却是其编撰者所独创，也是二十四史中特有的。《国语解》不仅反映了《辽史》、《金史》民族史的特色，同时也体现了其编撰者自觉把握历史特点所具的卓识。《四库全书》的编纂者虽然对《辽史》甚为不满，但对其《国语解》却赞扬有加：“惟《国语解》一卷，仿古人音义之意，其例甚善。”（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Z].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88.）
    史家要真实地记载历史，给后世留下信史，不仅要心术纯正，不虚美，不隐恶，而且在叙述史事时，需采用体现时代特色的语言。因此，提倡直书、反对曲笔的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认为，史学家应采纳当时的口语、方言，以体现时代风貌、历史特点。因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语言，而语言的变化反映时代的变迁，后人亦可从中了解历史的发展。“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而两汉之词又多违《战策》，足验甿俗之替改，知岁时之不同。”（注：蒲起龙。史通通释·言语[M].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2.）对史学编撰中存在的刻意模仿古书语言和竭力文饰质朴言语的倾向，刘知几坚决反对，认为这样撰史只能使历史记载失真，是史家无卓识远见的表现。“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偏模《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使周秦之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之应对行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注：蒲起龙。史通通释·言语[M].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2.）令狐德棻所撰之《周书》，刻意修饰文词，变俚语为雅言，刘知几认为：“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焉。”（注：蒲起龙。史通通释·杂说中[M].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6.13.）而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王劭的《齐志》采当时口语，受到赞扬：“惟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注：蒲起龙。史通通释·言语[M].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2.）所以，刘知几提出史家载言应从实而书，“工为良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注：蒲起龙。史通通释·言语[M].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2.）后人对刘知几的这种主张予以很高的评价，张舜徽先生认为“非特为史家载言之准，抑亦文人属辞之律也。”（注：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63.）
    辽、金王朝是由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契丹族和女真族所建立，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传统。在其发展过程中，其民族文化不断地与以汉族为代表的其他民族文化融合，形成其独特的历史。史家要如实地记载辽、金史，则在语言文字的表达方面就应该体现其历史特点，对其民族语言即“国语”应予以采纳，并避免妄加文饰，华而不实，使记载失真。《辽史》、《金史》的编撰者认识到了辽、金政权不同于历史上汉族王朝的特点，他们说：“辽之初兴，与奚、室韦密迩，土俗言语大概近俚。至太祖、太宗，奄有朔方，其治虽参用汉法，而先世奇首遥辇之制尚多存者，子孙相继，亦遵守而不易。”（注：辽史·国语解[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33～1534.）为了反映其历史特点，他们认为应该采其“国语”入史。“故史之所载，官制、宫卫、部族、地理，率以国语为之称号。”（注：辽史·国语解[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33～1534.）并且对其“国语”不能随意文饰，以免失真。“若其臣僚之小字，或以贱，或以疾，犹有古人尚质之风，不可文也。”（注：金史·国语解[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91.）《辽史》、《金史》的编撰者对辽、金历史特点的这种认识及从实而书的撰史态度，体现了他们的史识，也是他们接受刘知几采当世口语方言撰史主张的结果，这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应该肯定。清代学者蒲起龙说：“元人采遗山史稿撰金源史，特载《国语解》一册，谓其有古人尚质之风，不可文也。其得子元氏之意欤。”（注：蒲起龙。史通通释·言语[M].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2.）《辽史》、《金史》的编撰者不仅认识到需采“国语”入史，以体现其历史特点，而且认为应对“国语”加以解释，方便后世读者，以免时过境迁，后世之人茫然不得其解。因此，《辽史》、《金史》中不仅保存了其“国语”，而且撰有《国语解》对之进行训释。《辽史》作者阐述其作《国语解》的动机时说：“不有注释以辨之，则世何从而知，后何从而考哉。今即本史参互研究，撰次《辽国·语解》以附后，庶几读者无龃龉之患云。”（注：辽史·国语解[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33～1534.）《金史》撰者说：“今文《尚书》辞多奇涩，盖亦当世方言也。《金史》所载本国之语，得诸重译，而可解者何可缺焉。”（注：金史·国语解[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91.）这说明他们充分认识到了对“国语”进行解释有助于读者阅读、理解辽、金史。在这一点上，他们比刘知几考虑得更周全。《国语解》从语言方面体现了《辽史》、《金史》民族史的特点。
    在《辽史》、《金史》之前，有不少史家为少数民族政权撰史，如崔鸿的《十六国春秋》、魏收的《魏书》、牛弘的《周纪》等。但是这些史书的作者不是遗漏其“国语”，就是改夷音为华语，甚至一味模仿古人言语，妄加文饰。“而于期间，则有妄益文采，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拔、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注：蒲起龙。史通通释·言语[M].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2.）而这种对少数民族语言的遗弃和文饰会使后人无法真切地了解其历史特点和社会变化。所以刘知几说：“自二京失守，四夷称制，夷夏相杂，音句尤媸。而彦鸾、伯起务存隐讳，重规、德棻在文饰。遂使中国数百年内，其俗无得而言。”（注：蒲起龙。史通通释·杂说中[M].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6.13.）如此撰史，难成实录。继《宋史》、《辽史》、《金史》三史之后修成的《元史》，虽然保存了建立元朝的蒙古族的“国语”，但却未撰《国语解》，不免给读史者造成不便。曾对《史记》等二十四史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的清代学者赵翼对《元史》无《国语解》十分遗憾，故仿《辽史》、《金史》之例为之补作。他说：“《金史》有《国语解》，译出女真语，令人易解。《元史》无之。且金官纯用汉名，元则有仍其本俗之名者，益难识别。今就纪传所载，可以注释者列之。”（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9·蒙古官名[M].北京：中华书局，1984.667.）赵翼充分认识到了《国语解》对阅读有关少数民族史籍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