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耕范围向北扩展与今乌裕尔河流域的开发
    金代我国东北地区农耕区范围有了大幅度扩展，农耕区北界一直延伸到今乌裕尔河流域。乌裕尔河是黑龙江省境内的内陆河，全长426公里，发源于小兴安岭山地，向西南流经今克东、克山、依安、富裕、齐齐哈尔、杜尔伯特等市县，尾闾汇为沼泽。乌裕尔河处于松嫩平原的北端，位在北纬48°附近，气温较低，≥10℃活动积温为2 400-3 100°持续期为120～170天，年雨量可达500～600mm，水热条件能够满足农作物一年一熟的生长需要，只是低温灾害，成为农业开发的最大障碍。
    金代乌裕尔河流域属蒲与路，主要生活着以猛安、谋克为组织形式的女真人。考古调查表明，这里的金代遗址很多，遗址中有城址、村落和墓葬，这些遗址多分布在河岸台地上。乌裕尔河沿岸台地切割较轻，仍保持着广阔的平坦面。这里的土壤以黑土为主，黑土具有良好的理化特性，自然肥力也较高，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良好基础。分布在这里的金代遗址，距河道远者约1 500米，近者只有150米。沿河流北岸，自东向西连成一线，彼此距离远者5公里，近者只有1.5-2.5公里，具有相当的密度。这些遗址在黑龙江省北安市附近比较集中，其中位于胜利乡4个，东胜乡2个，自民乡5个，城郊5个。[14]（《乌裕尔河上游的金代遗址》）此外克东县一带也出现许多金代遗址，据考金代蒲与路即设治于今黑龙江省克东县金城乡一带。[15]北安、克东都位于乌裕尔河上中游，与这里相比下游的遗址就很少了。这是因为乌裕尔河下游地区地势较低，坡降很小，地面径流排泄不畅，低湿地广布，并有明显的沼泽化、盐碱化现象。这样的自然条件不仅对发展农业生产构成了巨大障碍，也影响了人们的定居生活。
    乌裕尔河上游地区构成金代农业开发的北界，金初在这里置万户，海陵王时改置为路。[16]（《地理志上》）从行政单元的设置看，当时乌裕尔河流域的人口不在少数，这些人对流域内的农业开发与环境改造起着很大的作用。克东城发现的金代遗物与生产工具很多，其中主要有铁甲片、铁锅、车、三角形铁器、铁犁尖、铁镞、铁铲以及石弹。[15]这些工具可分为三类，一类为生活用具，另一类为农业生产工具，第三类为渔猎工具。由此可知生活在乌裕尔河流域的女真人兼有农业和渔猎业。乌裕尔河流域在自然景观上属于森林草原地带，草原上有各类动物可供猎取，平坦的河岸台地面上可发展耕作业，河沼中又可获得鱼类等水生物。这样的自然条件既满足了女真人兼营农业、渔猎双重生产形式的需要，又为他们的定居生活提供了必要条件。
    金代农业生产分布地域较以往有所扩展。其新拓展的农业垦殖区主要分布在原女真人的故地，即辽东至长白山、阿什河、乌裕尔河一线，辽代这一地区属于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区域。金初由于国家的政治中心建立在阿什河流域，进而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由原来的渔猎、畜牧向农耕生产转型。在这一背景下，不但农耕活动在阿什河流域大范围展开，而且随着民族之间、部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逐渐向北推进至乌裕尔河流域，其北部边缘构成了金代农耕垦殖的北界。这一界线与辽代相比，已大大向北推移了。
    二、东京、咸平路的农业生产及空间分布
    金上京、东京等路均为典型的森林草原地区，森林草原下发育的土壤是黑土，由于天然植被以多年生草本为主，生草过程很旺盛，基本没有灰化或钙化，夏季高温多雨，草本植物生长繁茂，根系发达；冬季严寒，土壤冻结时间长，每年积累大量有机质，形成深达30-100cm的黑土层。黑土层有良好的理化和生物特性，自然肥力高，生产潜力很大。这里的土壤，特别在开发初期，生产能力更高，为自上京沿今松花江、第二松花江、拉林河至东京、咸平一带的农业开发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
    据《金史·地理志》记载，泰和七年东京、咸平路共有户214 549户，约有人口1 287 297。这两路城镇主要集中在辽东一带，与城镇分布相对应，人口也集中在这一地区。以东京辽阳府为中心的辽东地区是金本土内人口密集区之一，辽、金两代这里的城镇分布都很密集。辽代塞北与中原地区间的交通，以松亭关、古北口两条道路最为重要，金代沿辽西走廊而形成的傍海道地位逐渐提高，傍海道基本以辽、金沈州（今沈阳）为中心，道分两支，西面的一支经行辽西，东面的一支就是通往辽东的主要道路，两条路在沈州汇合，向北指向上京会宁府。[17]道路沿线不但聚居了大量人口和城镇，也是辽东一带重要的农业区。
    考古工作者在这条道路沿线的多处金代遗址中发现有农业生产工具。其中大连市附近发现铁镰、铁铧、犁镜、耥头、铜铧范、铜犁镜范、铜耥头范。[18]各类铜范的出土，说明这里不但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而且还有制作农具的作坊。吉林市郊发现有铧子、铧溜子、犁镜、耥头等农业生产工具，据考这批文物的铸造和使用当在大定十一年（1171年）之前，其制作水平与中原地区的农具基本相同。[19]吉林省梨树县偏脸古城也发现有耥头、犁錧等农具。[20]这些农业生产工具的出土地点几乎无一例外，都位于辽东至上京交通沿线的城镇周围，从而再次证明了农业垦殖区与城镇间的依托关系。
    东京、咸平一带的自然条件利于农业生产。金初许亢宗使金，“离咸即北行”，途中所见“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21]（《宣和乙己奉使金国行程录笺证》）。这是当时以农业生产为基础而形成的基本人文景观。辽代东京、咸平一带农业生产对上京、南京等地曾起到很大的支持作用，金代则将辽东路转运司设置在咸平府（《地理志》），统筹安排转运辽东一带的粮食到其他地区。天会元年（1123年）十二月，太宗诏令“咸州以南，苏、复以北，年谷不登，其应输南京军粮免之”[22]（《太宗纪》）。此条虽系免粮之诏，但由此可知，定期由辽东向南京一带输粮已成定制。大定年间武都为户部郎中时，曾依诏“由海道漕辽东粟赈山东”[23]（《循吏传》）。金代辽东一带的农业生产始终显示出很大的优势，明昌三年（1192年），尚书省奏：“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昨按视东京近海之地，自大务清口并咸平铜善馆，皆可置仓贮粟以通漕运，若山东、河北荒久，即可运以相济”，由于所奏事项与辽东等地实情相符，此奏被准。[24]（《河渠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