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在广袤的华北大地上，中共领导的政治机制创造了一个与国民党统治区大相迥异的政治实体--华北抗日根据地，在这块土地上曾带动起一个天翻地覆的社会变迁，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意识觉醒的鲜明亮点。
    抗日根据地区域一般可以分巩固区和游击区两大部分。游击区的社会意识随着战争的发展变化不明显，且难以找出足够资料加以印证。故而本文阐述之历史事实、引用之资料均以各根据地区域的巩固区为主要范畴。
    一社会整合与区域政治重构
    在传统的华北农村，乡村社会是靠地主乡绅自治和宗法家族来整合农村基层的，农民只是政治的组织和管理对象。生活在宗法家庭结构中的这种生活方式与集权政治的强力压迫，使得农民们缺乏独立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20世纪以来，由于传统的政治--社会一体化结构解体，农村中传统的政治意识与管理过程开始松散，但中央政权却无法有效地进行政治组织，进而引发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一系列的农村社会问题。
    华北根据地初创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从政治上对各根据地区域内的农村实行新的社会整合。
    传统的政治意识是保守而讲究亲情的，它使得农民对于城市与知识阶层有一种敏感的抵触。所以，要想使管理机制真正地深入农村，就必须使乡村基层管理机制农民化。农民化并不是将农村社会整合完全交由农民自己进行，也不是附合传统的乡村政治文化与管理机制，而是在通俗地向农民灌输民族、民主主义基本概念的同时，从农民中吸收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把这一批具有相对较高素质、又有朴素意识形态信仰的农民转化为乡村基层管理者。当乡村基层社会权力被训练过的农民来管理时，农民阶层才有可能从心态上认同这一体制，进而产生倾向、支持中共及其政权的政治取向。
    这种新的政治取向与给农民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减租减息政策的结合，导致了各区域内旧的政治意识的坍塌和农民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亲合与认同。根据地区域的政治形态由此发生了一个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重构。
    从体制上看，抗日民主政权机制和以前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各根据地在建立从边区到县、区、乡、村各级行政机构的同时，设置了相应级别的代议、监督制度。如晋察冀边区设有参议会，区级设有区民代表大会，村级设有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它们是各级民意机关。区、村长由区民和村民大会选举产生，每年改选一次，可连选连任。区民、村民大会在必要时有罢免区、村长的权利。1941年1月， 北岳区决定，“对建立在封建基础上以户为单位的邻闾选举制度，将在一切地区彻底废除，代之以公民小组为单位的村代表选举制度。”（注：《北岳区党委关于1941年村选举及村建设的决定》，《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农民，第一次开始直接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议四权。这一机制体现了民主政治的精髓，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从而激发起他们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热情。
    1940年冬季，晋察冀边区的选举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主选举活动，农民参加选举的人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全区有选举权的公民70%以上参加了选举，中心区域达到90%以上。平山县15个区高达99%，灵寿县7个区达到97%。 （注：宋劭文：《边区行政委员会工作报告》（1943年1月）， 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资料选编》（总论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3页。 ）针对农村中文盲较多，素质较差的特点，华北各根据地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选举办法，如投豆法、背箱法、画圈法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实地考察根据地选举后，一位著名民主人士曾感叹地说：“他们这种选举方法，和可以发挥自主能力的各种事实，是给借口民众不识字、程度太低即不可能实行民主者以最有力的打击。事实证明，唯有在扶助民主中，才可以训练民众的能力，而达到完全的民主。”国民党员刘奠基先生也说：“我从没有想到二十年来追求的愿望--民主政治，会在今天敌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实现。”（注：转引自高德福：《论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中的民主政治》，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68页。）
    在选举中，基层民众明显占据优势。以冀中7个县统计为例， 在村、区、县三级议会的当选代表中，工人、贫农所占比例达到49.2%、 44.6%和50.5%；中农当选者分别为37.9%、47%和52.6%。 值得一提的是，长期没有政治、社会地位的妇女，也走出家庭参与政权建设。在上述7个县的选举中，妇女在村代表、区代表和县议会中分别占12.3 %、12.8%和15.9%。在当选的区长中占5.88%，县议员、秘书中占14.3%。（注：徐大本：《冀中一年来的政权工作》（1941年5月）， 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资料选编》（总论篇），第168 -169页。）
    政治效能感的增强，使得农民们开始从被动地接受抗战政治，逐渐地转为主动地参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活动，对民主政治产生了巨大的认同感。
    在各根据地内，从中心区域到游击区，几乎都建立起了农会、妇女会、青年会、儿童团、民兵等群众性组织。对于习惯于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结党结社的农民来说，加入这样一种以理想、信仰为宗旨的契约性社会组织，在观念上没有一个较大的转变是难以想像的。各根据地区域内参军热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正是农民意识到了参加反侵略战争不仅是为了保卫国家的主权与独立，而且也意识到了这一场战争的胜败与他们本身的利益紧密相关，于是农民们会自觉地把参军作战视为自己的责任。这样一支具有明确信仰的军队其战斗力是令人生畏的。
    各地民众不仅积极参与全民族的抗战活动，协助民主政权做好各项工作，也开始学会在政治参与中行使民主监督、保护自身的权利。
    各级政府官员不仅要向同级参议会汇报工作，听取参议会对同级或下级的意见，还要听取民众对他们的意见。各地常常出现民众罢免有罪行和错误的行政人员，农会代表请愿惩治贪污的村长、区长，民众召集斗争大会批斗贪污腐化分子的事例。如“高平、陵川等县的民众，曾集合数千人，跋涉山川到长治专署递交请愿书，要求撤换不法县长刘涵森”。（注：克寒：《坚持华北抗战枢纽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群众》第3卷第2期。）阳城县专门成立行政民运联合视导团，深入农村对村民提出的不合理负担、村干部失职、减租减息不当、硬派民夫、派款摊粮等问题予以处理。（注：《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12月15日、11月21日。）涉县第一区军政民联合委员会于1939年11月9 日召开全区民众大会，正式罢免“违背政府法令、包庇汉奸、睡宿娼妓、贪脏枉法、破坏抗日群众团体”的原区长刘××，并决定另选新区长。（注：《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12月15日、11月21日。）从1939 年冬到1940年秋，在冀中区9万中共党员中清除出2730名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和太落后分子；在北岳区15个县清除出759人。 （注：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这类事情，在当时的各根据地报纸上多有报道， 充分显示了农民渐渐成熟了的民主意识。
    固然，农民政治意识的转变并不是十分彻底的，它还有许多政治引导的成份，有些政治行为也难说是农民的自觉之举。但是，华北农民在中共领导下已逐渐从封闭、保守、被动的政治心态中走出，开始了对于新的政治形态的参与。这一不争事实，宣告旧政治形态的全面失效与农民对于新的政治形态的心理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