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乡村文化层面的裂变
    战争、社会变迁引发了根据地区域内社会整合，也必然引起文化层面上的裂变。
    抗战爆发后，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起华北农村民众自觉的保家卫乡活动，但这种自保意识由于政治管理过程的松散而无法升华成为民族自救思潮。自保活动多以民间结社的形式出现，盛极一时的红枪会组织曾发展到几十万人的规模，但却无法汇入全民族的抗战之中。
    战争的残酷与中共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以往那种狭隘的乡村意识。在各根据地区域，减租减息政策带给农民巨大的经济利益，农民们则以积极参加各根据地政权的事务作为回报。许多农民由最早的保家护村逐渐地意识到根据地存在与国家危亡与自身利益不可分割的关系，从而积极投身于抗战。甚至年逾花甲的老太太也能说出“别看我已是快到六十岁的老太婆，我也知道救国打日本的事儿。乡亲们！齐心吧！大家伙儿帮助救国……”这样慷慨激昂的话。（注：《完县妇女参加了村政权》，《抗敌报》1938年5月23日。 ）与北平仅几十里之遥的野三坡，由于高山阻碍而与外界隔离。山民“在民国十八年才知道大清国在十八年前就已经灭亡。”但抗战以后，在中共领导下，野三坡的山民积极支持抗战，“三坡的村长，早已亦是民选了，在封建统治下被目为野蛮的三坡人民现在亦已享受民主政治的赐予，运用民主的权利了”。（注：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三联书店1979年版， 第123-124页。）
    如果说，抗战以前中国农民尚不具有一种明确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要将中华民族纳入自己统治范围的日本帝国主义，却在对华的侵略中激发起了中国农民前所未有的爱国主义思潮。正如晏阳初所言：“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直到现在，敌顽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南北数千里燃烧的战线，才激动了我们的全面抗御、同仇敌忾的精神，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个性和不可分性。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注：晏阳初：《农民抗战的发动》，《大公报》1937年10月11日。）这种精神的效应，在华北各根据地表现得尤为突出。
    传统的农业社会，乡绅地主是乡村中政治维系的基础，也是文化及价值观念的引导者和仲裁者。虽然从中华民国建立起，各种新思潮、新观念纷纷从都市涌入乡村，乡村的文化层面也多少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各根据地建立之前，国民政府在华北农村的基础管理仍然依赖于乡绅地主，所以由乡绅地主们维持并倡导的乡村文化，仍然保留着相当浓厚的传统色彩。
    由于乡绅退出了乡村基层政权，绅权渐渐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农民可能还保留着对于乡绅的某些尊重，但却不再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生活的仲裁者。以往，农村中的宗族事务多是由乡绅进行管理，而宗族是华北农民的头等要事。政权与族权的结合，迫使农民们不得不听命于权力与传统。建立根据地后，各地政权先后进行的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和法律建设，如减租减息运动、男女平等分田、各根据地《婚姻条例》的颁行、《人权条例》的实施等，有力地动摇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基础。“使公民打破依赖家长闾邻长，推委家长闾邻长的观念，以公民的资格发挥自己的主张，担当自己的任务，争取自己的权力。”（注：《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村选举的指示信》（1935年1月25日）， 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1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页。）家长的权威性受到挑战。相反， 子女的地位有所上升，意见与建议在家中逐渐受到重视。（注：傅建成：《社会的缩影--民国时期华北农村家庭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8、99页。）
    各地的抗日政权都把尊重宗教信仰、破除迷信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努力使宗教思想的传播与抗战紧密联系。例如晋绥边区的大青山根据地，经过八路军的耐心工作，“全绥远的天主教也已经全副武装，并且组织了绥远人民抗日军第三团”。（注：泉璧：《突破重重难关建立起来的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新中华报》1939年6月4日。）马本斋率领下的冀中回民支队和渤海回民支队英勇杀敌，威震四方；不少穆斯林将抗击日军视为“圣战”，山东济宁回民数千人在当地教长领导下，击杀了大批日军。
    在对旧的文化意识进行破坏的同时，各区域也极为重视新文化观念的确立。兴办教育、开展识字运动，开展大众文艺创作，是各根据地提高农民素质、促使其价值观念转变的几个措施。
    各地不仅开展识字活动进行扫盲，且将教育看作是改变农民思想观念、培养适应抗战需要人才的基本工作。1939年年底，晋察冀边区小学增至7000余所，小学生增加至40余万人。“小学和中学的教学内容，学校生活是改造了。教学内容从复古的、武断的和迷信的，改变为革命的、战斗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各根据地还组织进行了冬学教育，冬学在内容上是和抗战的任务相结合的。到1939年底，晋察冀边区冬学增至5379个，入冬学人数由上年的18万人上升到39万余人。（注：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关于边区冬学运动总结摘要》，《新中华报》1940年6月11日。）到1940年，晋冀鲁豫边区已办起冬学1801处。（注：《晋察冀边区政府召开教育会议决定“扫除文盲具体办法”》，《解放日报》1942年5月17日。）据1941年晋绥边区神池等19 个县的统计，共开办冬学3116处，学员达17万余人，其中妇女约占1／3。（注：《晋绥边区社会教育概况》，《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下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页。 ）冬学教育大大提高了民众的素质，使他们对于全民族的抗战有了全新的觉悟。对成年人和干部的训练，使得抗日政权的效率、工作作风都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
    把抗战文艺推向农民，是各根据地改变本区域文化层面的重要工作。文化人走出书斋，深入到农民和抗战生活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播着民主、自由、科学、抗战等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在农村开展的“街头诗运动”、“街头剧运动”、“民间歌咏活动”等，大会会场、街头、田间、墙壁甚至农民的院落都成了宣传抗战的场所。“新的农村剧团秧歌队，正在生长发展，旧的迷信神怪带有封建色彩的戏剧，逐渐在失势着。几年来已出现襄垣、太南胜利、武乡光明、左权等几个好的剧团，《换脑筋》、《小二黑结婚》、《赵申年》、《李来成家庭》等戏已誉满太行”。（注：戎伍胜：《太行区三年来的建设和发展》，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资料选编》第一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371页。 ）新的文化精神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着华北农民。华北农村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社会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