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歧的焦点--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
    创造进步的、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独立富强的“少年中国”的美好愿望和奋斗决心，凝聚着会员。但究竟“少年中国”国体和政体如何，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去建立“少年中国”，成员并没有一致的看法。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政治信仰的逐渐形成，各本其理想，去创造“少年中国”，是少年中国学会区别于五四时期其他社团的又一显著特点。
    “少中”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而逐步分化。第一次是在1920年下半年发生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之争，即在学会宗旨问题上的争论。对学会的宗旨，宗白华诠释道：“创造‘少年中国’，但我们并不是用武力去创造，也不是从政治上去创造；我们乃是从下面做起，用教育同实业去创造。教育实业本是社会事业，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从社会方面去创造”（注：宗之魁：“我的创造少年中国学会的办法”《少年中国》一卷二期。）。王光祈也认为：“主张社会活动，反对政治活动，为本会精神之所在。”（注：王光祈：“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意见”《少年中国》三卷二期。）他“极鄙视政治，凡有朋友谈到‘政治’二字，就联想到‘少数人的最大幸福’、‘供野心家的利用’、‘世界扰乱的原因’、‘万恶之源’”（注：“王光祈致君左”《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四期。）。他主张“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做”，（注：“王光祈致恽代英”《少年中国》二卷十一期。）“与其作教育总长，不如作小学教师，与其作农商总长，不如作种树园丁”（注：王光祈：“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少年中国》三卷八期。）。每个成员都掌握专门的知识，各在学术界作出一份贡献，就创造了“少年中国”。为从社会活动方面创造“少年中国”，学会成立时规定“与各政党有接近嫌疑”者“劝其从速悔改”，“既入本会又加入其他党系”者，“由本学会宣告除名”（注：“少年中国学会规约”《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1920年。）。不依赖已成势力，不依靠过去人物。这就是说，社会活动是根本排斥乃至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反对同任何党派携手合作。
    事实上在学会成立一年多后的1920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陆续建立，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掀起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并以他们为桥梁，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面对帝国主义列强角逐争夺和直、皖、奉各系军阀的混战，“我国青年思想已临转变时期，……满腹牢骚，满腔热血，必欲泄之洒之为快。行动第一，余不足道。‘唯有革命可以救国’，业已成为不可动摇之信念”（注：黄仲苏：“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先生纪念册》台北文海出版社。）。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已经和学会“为社会的活动”的宗旨不能相容。在学会的规约里，悬为禁令的政治活动，已经成为以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所必须突破的目标。在1920年8月， 李大钊率先在北京总会的谈话会上提出：“对内对外，似均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以与人为联合行动也”（注：“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二卷三期。）。邓中夏、黄日葵则进一步主张，学会必须标明主义，而且“不可不为社会主义”，并在学会内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注：“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三卷一期。）。张申府便提出：“吾想创造的少年中国，乃是无产阶级的少年中国，以劳农为主的少年中国”（注：张申府“给少年中国学会的信”《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四期。）。他们认为只有参加政治活动，才能谋求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而参加政治斗争，必须以一定的主义作为依归，所以决定主义是学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只有决定了主义，“然后多方面的活动可以趋向一致，教育不致为预备非人的场所，文学不致徒供富贵人的玩赏，实业不致徒养成一般后起的资本家”（注：“南京大会纪略”《少年中国》三卷二期。）。1921年7月学会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年会， 就确定主义和参加政治活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赞成者反对者各执己见。后在《少年中国》月刊上展开了长达半年的讨论，但仍互不能说服对方。马克思主义者因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更坚定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主张教育、科学、学术、实业救国者，选择了终生所从事的事业，遂各自奋斗，去创造自己心目中的少年中国。
    学会的第二次分化是在1922年，冲突的双方是李大钊、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和曾琦、李璜、左舜生等。后者在学会确定主义的讨论中并非反对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而是主张中国在“采取社会主义的时候，（一）不宜有集产主义唯物观的态度，（二）不宜有新马克斯派一阶级专政的想法”（注：“会员通讯”《少年中国》一卷五期。）。这次冲突的焦点是欢迎、传播、接受还是排拒、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借助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东风传到中国来的。早在1918年，李大钊就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热情洋溢地赞扬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对于中国人民的意义，正像毛泽东所总结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中国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注：《毛泽东选集》1475页。）。而其时曾琦、李璜等已陆续赴欧留学，由于所处环境不同，他们认为十月革命是“假王道行霸道”，“由二三首领意气的搬动”，“而使人们彼此相杀，”是“先把政权夺着，然后用人工制造法去制造共产主义环境”的“倒革命”，（注：《国家主义论文集》第一集73页。）坚决反对中国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更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不符合中国国情。在曾琦、李璜等人看来，任何国家参与国际事务，都是以本国的利益为出发点，国际间只有一时利害的结合，而无真正国际主义可言。苏维埃俄国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苏俄承大彼得之霸略，欲假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以征服世界”，两次对华声明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的权益是“欲取故与”， 是为蒙蔽爱国志士（注：《国家主义论文集》第一集149页。）。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问题为一世界问题，欲救中国，须先参加世界革命”，“像中国这样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战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注：李大钊：《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1922年11月7 日《晨报》副刊。）。曾琦等认为，“世界革命以现刻国际形势而言，绝不可能，国际主义终是理想，不可靠也”（注：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上）45-46页，香港明报月刊社1979年版。）。彼此双方持之甚坚，认识分歧和思想冲突逐渐发展到政治主张的对立。曾琦、李璜等接受19世纪盛行于欧洲的国家主义并加以改造，系统地阐释他们的国家主义理论，在学会内部，形成了国家主义派，并以国家主义为理论基础，1923年12月在法国巴黎建立中国青年党。
    对“少中”的分化，李大钊参与发起学会时似有预感。他在1919年9 月发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中写道：“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未必一致。可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朋友，毕竟都在携手同行，”“向光明的方向走”。“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少年中国’，仿佛像一本洁白未曾写过的历史空页，我们大家你写一页，我写一页，才完成了这一部‘少年中国’史”（注：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少年中国》一卷三期。）。一部现代中国的历史，不正是你一页、我一页写成的吗？80年的人间巨变，中国共产党作为拥有5800万党员的政党，正带领12亿中国人民意气风发地跨越新的世纪。中国青年党作为一个书生政党，同中国共产党有大革命时期的对立与冲突，也有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敌御侮和争取民主的合作。1949年追随国民党到台湾，在推动国民党向民主化政党转变过程中起到一些作用（注：参见周淑真著《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到90年代中期由于老成凋谢已名存实亡。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应肯定和提倡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先驱们的精神，他们不仅学业、实业有成，而且秉持民主科学精神，不少人成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如许德珩、卢作孚等。创造如此波澜壮阔、丰富多采的“少年中国”史的“少中”不应该为人们所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