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中国的大国地位问题
    中国在战时和在联合国中的大国地位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现象：一方面，从力量上讲，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另一方面，由于全民族的努力，在战争中又赢得了战时四强之一的地位，并成为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之一。于是便引起了国际上众多的议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中国“始终不过是四大国中的一个礼节性的成员”（18），是一个配角。而这样一个角色，也是美国、尤其是罗斯福出于政治目的而安排的。国内有的学者也持大致相似的看法。我们认为，上述看法，是难以令人赞同的。对此，我们有如下一些认识：
    第一，中国的大国地位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历史地形成的。
    国外舆论对中国大国地位的非议，根本在于对中国抗日战争作用、意义的低估和藐视。有的论著把中国战场贬低为对日本“不具有主要战略意义”，“只具有局部性质”，因为“在整个战争时期，中国军队没有进行过任何战略行动”（19）。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悍然武装侵略我国东北，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打响了反法西斯的第一枪，在世界上最早揭开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民族奋起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七·七”抗战到珍珠港事变的四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军民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抗击着日本这个第二号法西斯强国。中国战场是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之一。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初期就指出的那样：“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20）。在战争中，中国军民经常抗击着日本陆军的百分之七十至九十，牵制着日本陆军的主力，使日军深陷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消耗了大量军事人员和物资。为此，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牺牲，死亡人数在一千万以上。中国人民以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它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称霸亚洲、进而称霸世界的狂妄计划，并有力地支援了盟国西欧、北非战场、苏德战场和远东太平洋战场的战争。
    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受到国际舆论和反法西斯各国人民的高度赞扬；中国作为“四个最主要的参战国”的地位和作用，为战时盟国普遍重视。1941年12月27日，霍普金斯在就即将发表的联合国家宣言文稿致罗斯福的备忘录中指出：“要打破按字母编排的次序，把象中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提到同我国和联合王国并列的地位；区别的办法可以是，那些在自己的国土上积极作战的国家为一类，另外则是已经被轴心国征服了的国家。我认为这种排列极为重要”。罗斯福甚为赞同霍普金斯这一重要意见。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苏英四国领衔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中国作为战时四强之一首次出现在国际文件上，表明中国在战争中重要的地位得到了盟国的承认。1943年10月莫斯科三外长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讨论四国宣言时指出：“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21），中美苏英“代表四个最主要的参战国，如果在我们的这份文件中排除这四国中的一个，就可能引起其余国家的不理解，并且可能引起很大误解”（22）。为此，美苏英三国邀请中国共同签署了四国莫斯科宣言。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的国际地位受到普遍的承认和重视。1943年11月的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以及三国共同签署发表的开罗宣言，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而后，中国作为建立国际组织的四发起国之一，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工作，并被列为五常任理事国的成员之一，通过联合国宪章得到了法律上的肯定。
    总之，中国战时的大国地位，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赢得的，是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历史地形成的，绝非别人所赐予的结果。中国在战时的努力，决定它理应在国际事务中取得相应的地位和发言权。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起决定的作用”（23）。中国获得大国地位是当之无愧的，美苏英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无非是承认了一个历史现实。
    第二，中国为联合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作为大国之一，为联合国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莫斯科宣言的签署，中国和其他三国一道承担了建立国际组织的义务。开罗会议前夕，中国方面准备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之一，就有“筹建战后有力之国际和平机构”一项。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与蒋介石曾进行过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据当时中方记录，会议首先讨论了有关未来国际组织的问题。“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罗斯福表示了他的看法，中国应取得它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并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制订机构的一切决定。”蒋介石表示：“中国将欣然参加四强的一切机构和参与制订决定”（24）。1943年11月24日，中国代表团成员王宠惠奉蒋介石指示，曾向霍普金斯照会，建议成立中美苏英四国委员会，以负责联合国理事会的筹组事宜（25）。
    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事先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并与其他三国共同制订了“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在会议的第二阶段，中国代表团在建议案的基础上，又提了三点补充建议：一、明白表示在和平争端上，国际组织应适当考虑正义和国际法，不应只顾及政治的便利。二、大会应承担促进国际法的编纂和发展的任务。三、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应扩大到教育和其他文化合作（26）。这些建议对联合国组织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得到美、英的同意，并通过外交文书征得了苏联的同意，后来作为四国一致同意的提案交给了旧金山大会。国内有的同志把这些重要的意见，说成是“非实质性的修改意见”，显然是不合适的。而后，中国作为四发起国之一，与美苏英三国共同领导了旧金山大会，参与了宪章的制定，并坚持了公正立场。中国代表团提出不少好的建议和方案，重要的如关于托管问题的方案，比较进步可取。这些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