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西欧发动的十字军东征从表面上看是由教会发动而进行的“圣战”，但是如果把十字军东征完全看作是一场宗教战争则过于简单化，因为无论在十字军的发动，它的进程和所形成的后果中，我们都会看到在宗教旗帜掩盖下的世俗社会因素，以及西欧社会各种力量的涌动。而且，十字军东征作为封闭的西欧首次对外开拓的尝试，所带来的启示作用以及因之而萌生的西欧对外开拓的氛围，具有无比的价值和重要的历史意义。也许，汤普逊先生的论点是非常合理和精辟的：十字军的利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欧洲国家第一次向欧洲境外的扩展，是欧洲人在外国土地上和外国人民中最早一次向外殖民的试验，也是一次又庞大又复杂的商业冒险活动。关于这些方面，十字军在欧洲史上引入了一个新的运动。后来地理大发现时期及其后，欧洲更大规模的殖民和商业的海外扩展，只不过是跟着十字军开始的运动之延续”[1-p491]。应该说，正是十字军运动的开展，调动了西欧开始活跃的各种因素，反过来它又从宗教态度，思维方式，视野等各个方面改变了西欧社会。从经济的意义上来说，它为西欧萌生的商业力量提供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一
    一般而言，西欧十字军东征的发动，主要出于三个关键的因素：一是塞尔柱·突厥人在东部占领了基督教徒心目中的圣地耶路撒冷，同时对君士坦丁堡形成压力；一是君士坦丁堡要求西方进行军事援助，以缓解自己的压力；再一个因素则是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宣传鼓动，号召人们为了解救“主的坟墓”去击退敌人。这种表面的逻辑的合理性并不能道出当时的全部事实。塞尔柱突厥人的进攻似乎并没有过多改变东方的格局，不可能引发西方这么强烈的反应；西方的教皇并没有这么大的魅力，能够一呼百应，感动僧俗两界狂热地去追随。其实，在表面的宗教狂热之下，涌动着的是各种世俗社会力量。
    西方人心目中的“圣城”耶路撒冷早在公元638年就落入“异教徒”之手，并不是到了塞尔柱突厥人发起进攻之后才使得西欧人蒙羞的，而且西方与耶路撒冷的联系由来已久，即使在穆斯林占领期间也没有中断过。这种联系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西欧人前往心目中的圣城去朝圣。这种朝圣之路并没有因为穆斯林占领圣城而中断和改变。尽管通向耶路撒冷的旅程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但这种危险并不是穆斯林所带来的，而是当时所有的长途旅行都会遇到的。因为，穆斯林一直“宽容基督教访问者甚至鼓励他们”[2-p216]。在塞尔柱突厥人的统治之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人民的地位，并没有多大变动。汤普逊援引拉姆塞的话说，“塞尔柱苏丹以极其宽大和容忍的态度，来统治他们的基督教臣民，甚至有偏见的拜占庭历史学家，也隐约谈到：基督徒在很多情况下宁愿受苏丹的统治而不愿受皇帝的统治，--至于宗教迫害，在塞尔柱时代，没有一点痕迹”[1-p484]。既然11世纪以前穆斯林的统治和11世纪土耳其人的统治并没有那么大的反差，而西欧的反应却反差强烈，甚至会大量流传关于土耳其人虐待的虚妄传说，那只能说明同过去相比西欧这一方发生了变化。
    就朝圣而言，从10世纪开始，西欧一方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西欧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人数大幅度增加，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圣墓上朝圣云集，人数比起以前所可看到的任何朝圣群还要多。各阶层和各等级的人，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老百姓都有人参加，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有些贵族，大批贫民，同时进行这种旅行；其中有许多人宁愿死去而不愿回到他们的故乡去”[1-p478]。这说明从10世纪开始，过去相对静止和封闭的西欧向外流动的人口的数量在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朝圣者对待朝圣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朝圣主要是以宗教为目的的，“对那些虔诚的基督教徒而言，渴望到耶路撒冷，这一‘十字架上闪耀着福音’的地方去崇拜基督，是压倒一切的感情，它能够使人们忍受中世纪陆路和海路极度的不适和危险，去面对因雪崩、饥饿或路上的谋杀而来的突然死亡，或冒被海盗或穆斯林抓获，从而成为奴隶的危险”[3-p94]。但从10世纪开始，人们对待朝圣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出于赎罪的宗教热忱在逐渐减少，而出于世俗利益，尤其是商业交往利益的成分却在逐渐增多，“很多朝圣者把做生意和宗教连在一起，沿途做着买卖”[1-p480]。朝圣过程中世俗商业成分的增加，不但实际地改变着参加朝圣的人们的态度，而且也影响着西欧人对东方的看法。来往朝圣的人作为朝圣者和商人的双重角色，不但把圣城、圣殿和圣墓的情形传达给西欧，而且把东方的财富和富裕传达给西欧，在西欧人的心目中，走向东方不但是一条通向神圣之路，而且是一条通向富裕之路，这样，东方就对西欧人有了双重的诱惑，从而能够进一步吸引西欧更广泛的阶层走上这条朝圣之路。因而，“十字军只不过是欧洲已经开始的拓展的另一个层面，而且这种拓展将在接下来的世纪里继续进行”[3-p106]。
    自10世纪以来西欧前往东方的人数的剧增以及世俗态度的增强，当然同东方的诱惑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因为西欧社会本身的变动。十字军发动前夕，正是西欧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人口不断的增多，使得土地已经不敷使用；西欧长子继承制使得贵族的次子们失去了赖以生活的依据；西欧公国和郡的力量的相对均衡，使得封建主们在内部没有机会进行征服，而西欧发布的禁止私战的命令使得这些破落的骑士们很难在西欧内部找到活动的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欧“许多人是不安定的，有进行国外冒险的内在渴望”[4-p292]。而各种世俗因素，这种积累的不安和力量，只要有合适的宣泄口和正当的名义，它就会迅速爆发出来。因此，“尽管向东方朝圣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圣战的观念本身并不足以吸引普通的骑士纯粹为了冒险而从事这样漫长和危险的远征。最近经济史的研究表明，许多骑士渴望参加实际的报偿非常渺茫的长距离远征，具有更加实际的原因，--不论他们的领导人的动机如何，但他们的部下却都对抢劫感兴趣。”[2-p218]也就是说，西欧越来越多的无地的骑士，破落的农民，新生的商人，都渴望对外开拓，借机摆脱贫困。因此，与其说教皇的宗教宣传煽动了人们的狂热，倒不如说人们希望对外开拓的渴望利用了教皇的宣传。不管怎么说，宗教的外衣给他们的私自的动机提供了某种正当性和合理性。
    正因为看到了这些世俗的力量，所以教皇在动员十字军的宣传中充分顺应了这些趋势，他的演说不但强调了拯救圣墓的宗教性的一面，而且强调了东方的富庶和世俗的诱惑，从而激起西欧广泛阶层的狂热。他说，“让那些习惯于对同宗兄弟发动无谓的私战的人，去从事值得进行的反对异教徒的战争并取得胜利吧。让那些到目前为止一直做强盗的人，成为基督的战士吧；让那些以前与自己的兄弟和亲戚争斗的人，现在进行反对蛮族的正义之战吧；让那些最近接受微薄工资而被雇用的人，去获得永恒的报酬吧。让那些身心交瘁的人，去劳动获得双重的报酬吧。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这边的不幸到那边会变成欢乐，这边的穷困到那边会变成富裕，这边主的敌人到那边就会成为主的朋友”[5-p17]。他的这种宣传的成功并不说明他具有多大的人格魅力，而是因为他的演说为久已蕴积的社会力量的发泄提供了合适的出口和正当的借口，把各种纷杂的社会力量导向了同样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十字军发动动员的不只是那些虔诚的护教者，而是所有感到不如意的人，包括了骑士和封建贵族，朝圣者，也包括许多逃跑的农奴，有野心的商人，冒险者和罪犯。虽然这些人都戴着十字标志，但他们的世俗动机决定着十字军的进程必然发生偏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