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既然在十字军的发动上，各种世俗的社会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尽管组织起来的十字军具有了暂时的共同的目标，但在进行过程中，各种与宗教目标不和谐的东西会无法掩盖地表现出来，甚至会掩盖了十字军的初始目标，实质地决定着十字军运动的进程。
    首先十字军解救圣墓的行动成了抢劫和屠杀的表演，这些屠杀和抢劫行为与其说是对基督教的敌人的仇恨，倒不如说为了自己的私利更加合适。第一次正式十字军出发之前，一些以农民和城市贫民为主组成的“农民十字军”，最能体现十字军中的非宗教因素。他们并不怎样懂教皇宣传的意义，但是他们知道十字军远征可以使自己摆脱困顿和窘况；他们并没有等到有组织的十字军的组成，而是迫不及待地自行组织出发了；他们似乎不是前去作战，而似乎是举家移民，基伯特·得·根特生动地描绘了这些所谓的“农民十字军”：“再也没有如此令人伤感的事情，象我们看到这些可怜的人的情况那样：他们以牛羊当作马用，沿途拖着双轮小车，车上堆着破碎的行李和他们的孩子们，每经过一个堡垒，一个城市，孩子们伸出他们的手问道，这是耶路撒冷吗？”[1-p489]就是这样一支看似令人可怜的队伍，却做出了非常残忍的事情。从西欧出发的时候他们的抢劫就开始了，首先遭殃的对象就是散居的犹太人，在德国的出发地和沿途，“他们以非常残忍的精神来反对散居在这些城市里的犹太民族，并毫不留情地屠杀他们，尤其是在洛林王国。他们声称这是他们远征的开始，反对基督教信仰的敌人是他们的职责。--他们毁坏了犹太人的房屋和会堂，并平分了大量的钱财”[6-p54]。他们对犹太人赶尽杀绝的行动甚至逼得犹太人自相残杀，母亲杀死襁褓中的婴儿，并杀死另外的孩子，因为他们“宁愿死在他们自己人的手里，也不愿被那些未受割礼的人的武器所杀害”[6-p55]。第一次十字军在攻陷耶路撒冷城时，也进行了大肆的屠杀。一位曾经随着十字军到达耶路撒冷的人，目睹了当时的情况，他描绘道：“阿拉伯人逃到了所罗门圣殿的顶上，许多人被箭射死，从房顶上头朝下掉下来。在这一圣殿里，有一万人被斩首。如果你在那里，被杀死的人的鲜血会没到你的脚踝。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没有人能够侥幸活下来。他们连妇女和小孩也不放过”[5-p69]。十字军不但对阿拉伯士兵毫不留情，对普通民宅都不放过，他们抢劫了一切可以抢劫的东西。因此，从十字军的行为来讲，与其说他们是去解救圣墓，还不如说他们是从事掠夺的战争。
    其次，在十字军进行远征的过程中，西欧的商人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以它们的实力控制和改变着十字军的行动，使其向着对自己的商业经营有利的方向发展。这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当中最明显地表现出来。该次十字军最初确定的目标是进攻埃及，直捣阿尤布王朝的心脏。但十字军没有船只过海，请求威尼斯给予帮助。威尼斯人愿意给与帮助，但是他们作为一个传统的商业共和国，所希望的是利用十字军拓展自己的商业范围，“北部意大利的商业城市，尤其是威尼斯，对十字军东征充满热情，主要不是为了宗教原因，他们把它看作向地中海世界经济渗透的另一步骤。他们希望在东部地中海获得海港，从而同阿拉伯商人进行有效的竞争”[4-p294]。威尼斯掌权的商人寡头决定利用这个时机打击自己的商业劲敌，同时开拓自己的商业领地。当时威尼斯总督要价甚高，要八万五千银马克，并要求平分侵略的土地和战利品，把支援战争当作一种商业交易。十字军同意了这些要求，但又无法交足款项，于是，威尼斯便从自己的商业利益出发，提议十字军攻打同样参加十字军的天主教城市扎拉城，因为扎拉城是威尼斯的商业劲敌。十字军接受了这一提议，野蛮地攻占和劫掠了同宗兄弟。接着，威尼斯总督又与十字军首领密谋改变十字军进攻方向去进攻君士坦丁堡。十字军又听从了威尼斯的建议，把进攻的目标指向了君士坦丁堡，并把它攻陷。事后，威尼斯商人分得了拜占庭的许多领土。威尼斯总督被称为“拜占庭帝国八分之三的君主”。从第四次十字军的经历可以看出，此时十字军已经完全背离了十字军发动的初衷，世俗商业的需要已经取代了宗教的需要，成为支配十字军的主要力量。十字军似乎已经忘记了是拜占庭请求西方出兵援助抵御土耳其人，在他们的心中，似乎已经模糊了基督教徒和异教徒的概念。君士坦丁堡这样一个同为基督教徒的城市，这样一个在过去一直是抵御阿拉伯人的前沿阵地，不但被他们彻底攻陷，而且也遭到了无情的抢劫。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城内放火抢劫了三昼夜，焚烧了君士坦丁堡的图书馆，洗劫了圣索非亚大教堂，抢劫大量的黄金白银以及珍贵的艺术品，几乎把君士坦丁堡变成废墟。通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也可以看出，教会作为十字军最初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已经无法控制十字军的进程。针对十字军残害同门的行为，教皇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他给东方的教皇使节写了一封信，痛心地指出十字军的罪行，“他们本来用于对付异教徒的剑上，滴着基督徒的鲜血--不分大小和年龄。他们在众人面前乱伦、通奸和强奸。他们把主妇和童贞女，甚至那些献给上帝的童贞女暴露给男子肮脏的欲望。他们不满足于打开帝国的宝库抢劫诸侯和下层人的财产，他们还把手伸向教会的珍品，更严重的是，伸向他们的财产。他们甚至从祭坛上剥下银盘，把它们砍成碎片。他们亵渎了圣地并夺取了十字架和圣物”[7-p209]。但除了这种口头谴责外，他无可奈何，只能以这是对“拜占庭人对基督教背教的谴责”来聊以自慰。
    再次，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也是西欧首次尝试在外部建立殖民地的过程。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之后，并不只是作为维持当地秩序的力量存在，而是依照西方封建制度的样式建立了国家，这一国家是西欧在当时建立的最初的殖民地。该国家选举国王时的争权夺利，就反映出当时不是为了维护宗教的利益，而是为了个人的权势。争夺权力的有教士，有各派贵族，他们通过召开秘密会议来决定。提尔的威廉姆记述了当时的经过：“教士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是为了寻求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为了耶稣基督。”他们争辩说，一个宗教人士，一个为上帝所愉悦的人，应当首先被选举，否则我们就宣布你们所颁布的任何命令都是无效的。贵族则要求这个人既要取悦于上帝又要具有个人美德，要求在俗人中推选。为此，会议要求对候选人进行评点，指出他的优点和缺点。最后，选举了戈弗雷公爵。应该说在十字军建立的第一个王国的选举中，世俗人战胜了教会人士。另外，在该殖民地里，大量进入而常驻的居民并不是教士，许多贵族或者因为任务已经完成或者运气不佳而返回了，源源不断进入的反而是商人、朝圣者，以及社会最底层的人，“十字军东征的性质越来越吸引那些最不服从纪律的人：冒险者和无地的和无法无天的贵族的次子们，他们在数量上超过了仅仅为了他们的信仰而来的拥有采地的忠诚的贵族”[2-p221]。这样十字军在东方建立的王国成了商人前来经营的据点和社会低层前来淘金的基地。汤普逊说得更加清楚，“真正移入境内而永久居住的人，是从地中海沿岸港口来的商人阶层。因此，商业兴旺起来，但这是唯一的繁荣象征。政府无能，政治腐败。然而，另有一批人，蜂拥而来，而他们是最坏的分子；就是，西欧社会的渣宰：码头流氓、海岸上拾荒者、陆上小偷和水面小偷、乞丐、走江湖者、亡命之徒、得到假释许可状的犯人、逃犯、释放犯”[1-p494]。但是正是这些所谓的社会渣滓，在当时真正代表着西欧社会流动和开拓的力量。
    因此我们可以说，十字军东征号召了西欧流动和不安的社会力量，十字军的进程进一步吸引了这些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为西欧在东方的王国提供了活力。在上层贵族以及虔诚的人们渐渐失去对东方的兴趣后，正是这些商人和社会最底层的人维持了东方殖民国家的存在，并维系和扩大着这一由朝拜者和十字军开拓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