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天地会起义与太平天国起义作为同时发生的反清起义，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时间、地点、规模等表层因素上，而且还反映在启动源、发动媒介与政权形态、变革社会的程度等深层次因素上。太平天国起义的启动源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与追求，而广东天地会起义的启动源为“反清复明”；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与追求既具有救亡意义，又具有发展意义，而“反清复明”只具有救亡意义。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动媒介为拜上帝教，而广东天地会起义的发动媒介为天地会，这一巨大差异使两次起义所建立的政权形态也呈现出重大区别，即太平天国为“政教合一”的统一政权形态，而广东天地会则建立了众多世俗的政权。在变革社会时太平天国试图用西方文明从各方面改造中国，体现出了中国社会进步方向：而广东天地会仍跳不出小农与封建思想的藩篱，起义只停留于推翻旧政权这一肤浅层面上。正是这些差异，使得这两次起义的时代意义与历史地位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