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我党历史上颇为复杂的一个人物，他在五四时期的革命活动，曾启迪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对此，毛泽东曾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注：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载《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第1版。）这段话无可辩驳地表明：青年毛泽东是被《新青年》警醒起来的人之一。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就特别指出：那时“他（指陈独秀--笔者注）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0页。）。有鉴于此，深入探究五四时期陈独秀对青年毛泽东产生的影响，必将有助于对陈独秀历史功过的准确定位以及对青年毛泽东革命人生起点的再认识和再把握。笔者认为，陈独秀五四时期的革命活动对青年毛泽东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的转变、人生目标的选择和实践上，也即它使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即信仰、传播、实践马克思主义。
    一
    当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葬送以后，封建复古思潮卷土重来，中国革命处在危急关头。在这种情况下，在思想领域广泛发动和开展一场深刻的革命，就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适应这一要求，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点燃了新文化运动之火，这成为他在五四时期革命活动的重要闪光点，并为其人生涂抹了十分辉煌的一笔。《新青年》号召广大青年在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的宝贵的青春时期，用民主和科学的良药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敢于向尊孔复古的反动思潮进行勇敢的斗争，因而一问世便风靡全国，所到之处无不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正在长沙师范读书的毛泽东，在其恩师杨昌济的推荐下，也读到了《新青年》，并很快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为此，他曾说过：“《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有很长一段时间，青年毛泽东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毛泽东成了《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后，随之也成了《新青年》的一位热心撰稿人。1917年4月1日，《新青年》三卷二号登出了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署名的论文《体育之研究》，这令毛泽东无比欣喜，也无形中加深了青年毛泽东对《新青年》及其创办者--陈独秀的敬佩与向往之情。
    《新青年》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指引着时代前进，青年毛泽东深受鼓舞。这时，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已成为毛泽东世界观的主要部分。陈独秀被广大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先进青年称为“知识界领袖”、“政治革命之前躯”，成为青年毛泽东崇拜的偶像。青年毛泽东曾在1917年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说所可比拟。”（注：朱洪：《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当陈独秀被北洋政府逮捕以后，毛泽东立即撰写《陈独秀被捕及营救》，参与营救活动。可见，青年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战斗精神和人格力量已十分推崇，“一时成了我的楷模”（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他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已被青年毛泽东所认同和接受。
    在《新青年》战斗精神的感召下，在同盟会纲领、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等的综合影响下，正在长沙师范读书的青年毛泽东在主持学友会和组织工人夜校的社会活动中，成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的会员后来发展到七八十人，分布在国内外许多地方，其中的许多会员都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实践中，逐渐锻炼成为真正的勇猛精进的无畏战士，很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4页。），像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等几位革命先烈，就是光辉的代表。
    如果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广泛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化的民主主义思想大大影响了青年毛泽东，使青年毛泽东创办了新民学会，成为了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那么青年毛泽东的两次北京、上海之行及陈独秀对他的一系列启迪与开导，则使他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如果没有两次北京、上海之行，他可能不会走向全中国，甚至走向全世界，换句话说，就不会有后来的伟人毛泽东。”（注：《说不尽的毛泽东》（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在第一次赴北京之前，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青年毛泽东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只能从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中，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中，从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著作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所以，他后来回忆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时，曾这样说道：“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然而，他一旦踏上了北京这块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他的“大杂烩”思想就逐渐发生变化。1918年9月，青年毛泽东终于在北京大学第一次见到了他向往已久的心中的“思想界明星”--陈独秀，从此，毛泽东、陈独秀便开始了最初的革命交往。在北京大学这个各种社会思潮的会聚点和传播革命思想的摇篮里，青年毛泽东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努力钻研十月革命的经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深入到产业工厂和产业工人中进行调查研究，使自己的思想迅速地向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2页。）可见，青年毛泽东迅速朝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并对人生目标与信仰进行定位，陈独秀是起了导向作用的。需要指出的是，此时陈独秀本人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青年毛泽东也不存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但“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7-128页。）。由此可以看出，此时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状况，就其主导方面来说是热烈追求马克思主义，但同时受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毛泽东第一次北京之行逗留的五六个月，正处在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迅速转变的过渡阶段，他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这对于后来毛泽东的发展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或者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开端。
    青年毛泽东的第二次北京、上海之行，对他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终生信仰马克思主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19年12月，青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时，十月革命的影响更加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更加广泛。以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标志，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此诞生。虽然陈独秀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时间较李大钊晚了半年多，但他紧紧地跟上来了，而且他一旦转向马克思主义，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显赫的声望，他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又超过了李大钊。陈独秀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以更加坚强的革命斗志和饱满的革命热情，直接投身于火热的政治斗争中，此时的陈独秀不再关心民主问题，他以主要精力从事现实的政治斗争。他和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成为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科学社会主义，进行现实斗争的强大舆论阵地。他还十分关注中国工人问题，深入调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筹办工人刊物，组织工会，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对日后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贡献。而此时，青年毛泽东正因领导驱逐张敬尧的运动第二次来到北京。在北京逗留的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青年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这些革命活动可谓耳濡目染，又在一些介绍苏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启发下，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曾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如果说上述三本书使青年毛泽东最终摒弃了种种主义、种种学说，引起他思想的转变，但还有些把握不准、理解不很透彻的话，那么他第二次上海之行及与陈独秀的一番谈话，则使他牢牢地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那年春天的陈独秀是迄今所知对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注：〔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毛泽东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2-133页。）真是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到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至此，青年毛泽东的人生信仰已经确立起来。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在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转变中，陈独秀无疑起了“导向”作用，充当了一位“导师”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