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不应该只是坐而论道，而应当将这种信仰与理论广泛传播，以影响更多的人，并与更多的人一同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青年毛泽东在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便做到了这一点。他能够自觉的、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得益于陈独秀的。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之前，陈独秀已先行一步，在无意识中为青年毛泽东作了示范和榜样。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宣传的是民主主义。自1920年初，他就大力宣传社会主义了。陈独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主要有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创办刊物等，其中主要以新青年社为舆论阵地。那时“上海宣传社会主义号称有三股力量，最有影响的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注：朱洪：《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中国档案出版社1944年版，第124页。），青年毛泽东深受影响，再加上第二次上海之行中与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人生信仰得到升华，所以一离开上海、踏上湖南大地，他便立即自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青年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这三方面的活动为在湖南建立共产党组织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一，创办文化书社。根据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做法，青年毛泽东在张敬尧被赶走以后，回长沙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注：《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为了进一步适应社会各界和青年的需要，充分发挥书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作用，毛泽东以“特别交涉员”的身份，多方筹措资金，努力扩大营业范围，先后和省外六七十个单位进行业务往来，同时还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为“信用介绍”（注：叶永烈：《红色的起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页。）。文化书社活动了将近七年，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有力地推动了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后来事实上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对内对外的秘密联络机关。它在为党周转革命活动经费、提供秘密集会和联络场所，以及培养革命干部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为公开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继创办文化书社之后，毛泽东与方维夏、何叔衡、彭璜等人一起，联络湖南教育界、新闻界和其他各界人士，发起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青年毛泽东对俄罗斯研究会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将各地进步报刊上研究俄罗斯的文章推荐给长沙的有关报纸转载，如上海的《共产党》月刊刊登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和《劳动制度研究》等文章，都在湖南《大公报》上登载过。这些文章对湖南的进步青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二是介绍进步青年赴俄罗斯留学。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湖南的许多青年非常向往俄国，希望能到俄罗斯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俄罗斯研究会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地先后介绍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16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然后赴俄国留学（注：《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这些人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骨干，像任弼时、萧劲光就是湖南第一批赴俄留学的。
    第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受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在上海、北京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革命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启迪，毛泽东由北京、上海返回湖南后，很快就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一方面组织学生、教师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一方面指导学生肖述凡组织“崇新学社”，夏曦、郭亮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这些活动，深入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广大师生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了根。
    三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且还要在斗争的风浪中，在风云变幻的社会大舞台上自觉地实践马克思主义，从而进一步锤炼世界观，坚定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信念。青年毛泽东能够坚定自觉地实践马克思主义，也是得益于陈独秀的影响。正是因为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即坚定自觉地实践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世界观和阶级感情不断得到改造与升华，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青年毛泽东自觉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表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领导湖南自治运动。毛泽东第二次到上海同陈独秀讨论了湖南形势和建党、建团的问题之后，颇受启发，一回到长沙，即参加和领导了湖南的自治运动（注：冯文彬：《毛泽东与青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2页。）。这是青年毛泽东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行动。关于这段历史，他回忆道：“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接着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那时新民学会的纲领要争取湖南‘独立’，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0页。）。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可以说，这是他在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后得出的教训，是他“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情况下的最后选择，也是他带着“改良思想”初步实践马克思主义后所得出的根本结论。
    第二，从事工人运动。青年毛泽东在第一次去北京期间，就已满怀热情地两次深入长辛店，在产业工人中进行调查访问。在1920年第二次由北京、上海返回湖南之后，尤其是这年的冬天，他更加自觉地集中精力投入了工人运动。他后来回忆说：“一九二○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这年冬天，青年毛泽东已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主要是在产业工人中大力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同时，在这种结合过程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争取、改造、指导湖南劳工会，使该工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二是开办工人夜校。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许多矿山、铁路、工厂都创办了工人夜校，使这些产业工人的马克思主义觉悟得到了较大提高，为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三是领导安源工人大罢工。经过七下安源，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对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上述工作的开展，是青年毛泽东自觉地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道路的开端。这是个良好的开端，正是因为他走了这条道路，所以他的世界观和阶级感情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开展建党活动。“南陈北李携手建党”，是中国改天换地的重大政治事件。1920年8月成立的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上海发起组，一开始就把长沙列入陈独秀的建党计划（注：《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这说明，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一开始就得到了陈独秀的指导与帮助，陈独秀在上海的建党活动影响着毛泽东。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常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的名义从事马克思主义活动，努力发展党组织。到1922年5月，湖南的中共党员已发展到30人。青年毛泽东的上述建党活动虽然还只是初步的，但却表明，青年毛泽东正自觉地实践马克思主义，正在变成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