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 美军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占领日本本土。在美国占领期间日本对外关系中断，战后日本外交的重新展开，是从吉田内阁时期开始的。
    吉田茂是依据《日本国宪法》选举产生的战后第一任首相，也是对战后日本外交政策倾尽全力、地位显赫、影响深远的著名政治家。深入系统地分析吉田茂执政期的中国政策观，是研究战后日本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重要方面。本文限于篇幅仅就吉田茂的中国政策观战后部分略加分析、探讨。
    吉田茂（1887年9月22日-1967年10月20日）， 是二战前和战时日本外交界亲英美派外交家。曾任中国奉天（今沈阳）、安东（今丹东）、济南、天津等地见习领事、领事、总领事等职，任期长达六、七年之久，深谙中国事务，在外务省内有“中国通”之称。
    自明治时期以后，日本外交界都认为到英、美等国任职是外交界出人头地的捷径，相比之下所谓“中国勤务”被看成是冷门。而吉田茂本人却对自己在中国的任职经历感到自豪，在他淡出政界后撰写的从政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即使现在一回想起来，很早就能在中国大陆供职，我自觉受益匪浅”。（注：〔日〕吉田茂著：《十年回忆》，东京白川书院1983年版，第四卷，第92-93页。）
    基于长期处理中国问题的经历，吉田茂自身形成了一种较为完整的中国政策观。这种政策观在战后依然延续下来并在对外政策上充分地表现出来。
    新中国的世界地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即在1950年2月中苏两国签订《友好同盟相互援助条约》，两国不仅成为政治盟友，而且在军事上也成为同盟国。西方国家为之侧目，英国率先在外交上承认了新中国。对于英国方面的外交举措，吉田茂深有同感。他经常告诫日本政治家一定要关注中国大陆。他认为“东亚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中共问题。不是越南问题，不是朝鲜问题、更不是台湾问题。汉民族不论怎么说在东亚都是优秀的民族。其兴废将决定东亚的命运，甚至说决定世界的命运也不为过。……如何获得中国的人心在东亚是外交的中心问题。”（注：〔日〕财团法人吉田茂纪念事业财团编：《人间吉田茂》，中央公论社1992年版，第629-630页、 第631页、第638页、第303页。）
    对于新中国的出现，吉田茂认为有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必要。同军阀混战的旧中国相比，统一后的新中国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作为世界上资源、人口大国，国内市场辽阔，在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对汉民族和中华文化颇为敬佩的吉田茂，认为中国将左右东亚乃至世界的命运，不可轻视中国问题的重要性，日本方面必须重视战后日中关系的修复和发展。鉴于战前日中关系的历史，战后的两国关系已发生质的变化，日本方面对中国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是不可或缺的，妥善地对待中国问题，抓住中国的人心，对日本而言是外交上最重要的课题。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作为首相的吉田茂在直接面对所谓“两个中国”问题时，对于在大陆还是台湾间必选其一时，他显得非常踌躇、犹豫不决。
    离间中苏同盟
    二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
    随着德日意法西斯这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敌人的消失，出现了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个敌对阵营，世界进入前所未有的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冷战时代。尤其是吉田政府对于中苏友好同盟的缔结非常敏感，视其为反日同盟，美国方面对此也反应强烈，作为反共战略的对策之一，欲将日本构建成“亚洲的反共堡垒”。
    对于中国大陆，美国的战略就是在经济上实施严密的封锁，在军事上保持强大的压力。为此，需要日本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方面向吉田政府提出了重整军备的要求，而吉田茂以日本经济无法承担重整军备的负担为由，而断然加以拒绝。
    对于中苏问题，吉田茂持有独特的看法，对美国方面的对华政策持有异议。他认为“中国政权到现在为止虽然看来似乎和苏联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但是中华民族在本质上却存在着和苏联人不能相容之处，文化不同、国民性不同、政治情况也不同的中苏两国，终必形成互不相容的状态。因此，我不希望彻底使日本同中共政权的关系恶化。”（注：前揭：《十年回忆》，第三卷，第72页、第75页。）
    基于这样的中国政策观，他主张西方国家对中苏关系应进行长期的观察，等待机会分化瓦解这一同盟，将中国拉入西方阵营。为此，日、美、英三国在外交上应保持一致。然而，作为一个战败国的首相，他的主张显然不会被傲慢的美国人所接受。美国力压日本只能选择台湾作为媾和对手，将日本同北京媾和恢复国交的大门彻底关闭了。
    吉田茂认为“俄国人同中国人相比较的话，中国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个人主义。可是，俄国的多数人是对最伟大的人物随声附和的人种，而中国人始终认为自己是最伟大的，这是性格难以相容的。我认为所有的政治也都集中于此。所以，这两国的人种是不相容的，最终必将分离。”（注：〔日〕财团法人吉田茂纪念事业财团编：《人间吉田茂》，中央公论社1992年版，第629-630页、 第631页、第638页、第303页。）
    尽管吉田茂的中苏分离策略没有被美国方面接受，但他依然坚持己见。他说“我相信，如果能够引导共产党中国国民在现实面前觉醒起来，那么，使中苏两国在国际政治上分离（detach），也不一定是空想，只要采取适当的方法加以引导，并不是多大难事。”（注：前揭：《十年回忆》，第一卷，第266页、第270页、第266-267页、第266-267页。）
    1960年5月12日-6月14日，他作为日美友好通商百年亲善使团的团长，历访美、英、法、西德等国。在同法国戴高乐将军会晤时，两人讨论同共产国家对抗策略问题时，他又宣传了一番中苏分离策略，戴高乐对此也颇感兴趣，“特意在纸上记了下来。”（注：〔日〕吉田茂著《世界和日本》，番町书房1963年版，第28页。）
    中国问题的应对策略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东亚成为热点地区。美国方面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大陆的封锁、孤立政策，将美海军第七舰队派往台湾海峡，阻止中国方面的统一计划。麦克阿瑟甚至主张把朝鲜战争变成“反对共产主义的圣战”，利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到朝鲜参战。（注：〔日〕袖井林二郎著：《麦克阿瑟的两千天》，中央公论社1993年版，第313-315页、第278页。）
    与此同时，美国再次要求吉田政府大规模重整军备。他对美方的要求仍持反对的态度，同时也反对用武力来解决中国问题，他认为如果中国陷入孤立状态的话，对西方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情。
    出于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不满，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老实说，美国还没有达到真正了解中国的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政策，可以说几乎全盘失败了。”（注：前揭：《十年回忆》，第一卷，第266页、第270页、第266-267页、第266-267页。）
    当时美国的亚洲政策中，军事方面的考虑始终是优先于经济利益的。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共产主义运动，怀有危机感，本能地持敌视态度。希望借助于封锁政策来搞垮中国政权。为此，在积极参加朝鲜战争的同时，又在菲律宾、台湾、日本等地部署军事力量。对此，吉田茂虽然没有勇气对美国人说不，但还是不失时机地提出异议。1954年11月4日， 他在美国华盛顿外交协会发表演说时说：“军事上的压力并不是唯一最主要的手段。使自由的亚洲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话，对亚洲防卫同盟来说才是真正的原动力。”（注：“Adrese, ofPrimeMinsterYoshidabeforethecouncil on ForeignRelations, （Nov, 4, 1954）。”）
    他认为同武力相比经济力量是更有效的手段。对日本和东南亚的经济开发是防止共产主义化的最佳方法。而且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将中国从苏联阵营中分离出来。
    用和平方式分离中苏同盟，通过参与中国问题的解决，可以使战败后的日本在亚洲的国际地位提高，这是吉田茂内心真实的想法。
    他对此种设想详加阐述到：“为了引导共产党中国采取这种门户开放的政策，只有依靠和中国同文同种的我国国民的力量。我们必须向中国人说明，共产党中国的门户开放，对于共产党中国的国民、东南亚的开发以及世界经济，都是尽善尽美的政策，……我认为，在地理上、历史上同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我国，是能够引导共产党中国执行门户开放政策的。”（注：前揭：《十年回忆》，第一卷，第266页、第270页、第266-267页、第266-267页。）
    在吉田茂的眼里，战后的美国是西方国家的领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上，仅靠美国自己是无法胜任的，在中国问题上最有经验的日本和英国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应该承认这一点。
    这种见解和主张，可以说是吉田茂的所谓“外交的感觉”的一种十分巧妙的表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