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正式开张。 汪精卫这个大汉奸立即向爱国志士大挥屠刀。在这年7月1日，他以“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院长”的名义，公开发布了对83人的“通缉令”，在被“通缉”的83人中，新闻记者、编辑竟占37%以上。
    1940年7月19日， 被列名于“通缉令”上的《大美晚报》中文版主持人张似旭驾车来到静安寺路，当他一人进入“起士林”咖啡店，在楼上静坐看书休息时，被埋伏在四周的日伪特务发现。特务们突然蜂拥而上，将他乱枪打死在沙发上。张似旭是列名于汪精卫“通缉令”而第一个被打死的新闻工作者。
    7月底，《新闻报》编辑倪澜深又在深夜遭日伪特务绑架。 倪为人胆小，外号“泥菩萨”，自以为不会遭遇不测。但汪精卫仍将他列名“通缉令”。这天他坐车回家，刚到自家弄口，忽然从暗中跳出几个特务，把他左右两臂挟住，绑上汽车，捉进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备受折磨。多日后他虽被释放，但因受惊吓，很快死去。
    《新闻报》记者顾执中为防日伪迫害，避居报馆多日。1940年8 月17日这一天，他因父亲与儿子在家得病，遂冒险从报馆偷偷回家看视。他不敢坐黄包车，也不敢乘电车，而是步行，一路上小心谨慎，瞻前顾后。然而在他事毕回报馆的路上，走到萨坡赛路口（今上海淡水路）金龙汽车行门前的行人道上时，突然遭到埋伏特务的枪击。子弹打进顾的颈部，鲜血直流，幸未中要害。顾立即急速地以波浪式的跑法向北脱逃。特务们又向他连放数枪，都未命中。顾被送入医院，侥幸地逃过一死。
    没过几天，《大美晚报》年轻的国际新闻编辑程振璋在金神父路（今瑞金路）广慈医院附近遭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特务的绑架。程卧地不走，并大呼救命。狠毒的特务一齐对程开枪，然后上车呼啸而去。程身中三枪，均伤及要害，肝脏及肠子都被打破，流血极多，被送进医院不治而亡。
    《申报》记者金华亭被汪精卫“通缉”后， 长期离家迁居报馆。1941年2月2日下午他离开报馆，到一个朋友家聚会。2月3日天快亮时，他到嵩山路世界汽车行乘出租汽车。就在这时，日伪特务从四面包围了他，乱枪齐发。金虽备有自卫手枪，但拔枪自卫已来不及。身中四枪，鲜血四溅，顿时倒地而亡。
    四
    面对如此残酷的环境和敌人的血腥屠杀，上海新闻界的绝大多数人士没有害怕，没有退缩，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宣传真理，宣传抗战。以英商名义主办，实际上由中共地下组织创办与领导的《译报》、《每日译报》，大量刊登外国报刊与新闻社的翻译稿，既报道了中国抗战的消息，又使日伪与租界当局找不到干涉的借口。该报还勇敢地刊登了“毛泽东对英记者发表重要谈话”的消息，把中共中央的抗日决心与抗战方针告诉给广大人民，使敌占区人民大受鼓舞。《大美晚报》也在毛泽东主席发表《论持久战》不久，就以极醒目的大号字和黑体字，全文转载了这篇抗日名著，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些被迫接受日伪检查的报纸，如《新闻报》等，也千方百计通过文字技巧，来达到宣传抗日的目的。例如有一晚，一名稍有地位的汉奸在一家戏院看京戏时，被抗日志士用手枪打死。日伪方面与租界当局是不允许这样大快人心的消息见诸报端的。但《新闻报》的记者在写新闻稿时，用移花接木的方法巧妙地写道：“……当舞台上正在演弥衡击鼓骂曹，大骂曹操是奸贼之际，台下枪声忽起……”这样，虽然在字面上没有写被打死者是汉奸，但读者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为了防备日伪特务的武装袭击，各报馆都加强了防卫措施。大门装上铁门，门首堆了沙袋，在各层楼梯入口处也都装上铁闩。来访客人必先填单，由被访者同意后，才引入会客室会晤。各报社比较重要的工作人员，特别是目标比较大的新闻记者与被汪精卫“通缉”的人员，都住宿在报馆的沙发或办公桌上。虽然敌人的爆炸、暗杀与绑票愈来愈疯狂凶残，但他们的斗争也愈英勇，工作也愈勤奋。硬骨头朱惺公就是爱国记者的光辉旗帜。朱惺公，号松庐，原籍江苏丹阳。1901年生，父亲是一位穷中医，家境清寒。他曾当过店员、报社编辑、广告课职员，办过出版社，摆过旧书摊。潦倒困顿、艰难曲折的生活道路养成了他正直的品质与刚烈的性格。1938年2月，他由中国化学工业社经理李祖范介绍，进《大美晚报》社，任该报中文版副刊《夜光》编辑。很快，他就使《夜光》副刊成为一块充满爱国正气，频频向日伪发起进攻的阵地。
    1939年三四月间，正当汪精卫等人从重庆叛逃出来，经河内、香港，即将到达上海筹组伪中央政府的时候，朱惺公在《夜光》副刊上连续发表了《民族正气--中华民族英雄专辑》，分篇介绍了中国历史上一系列著名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人物。同时，朱惺公又在副刊上连续刊载《汉奸史话》，《夜光》副刊上同时刊登的这两组文章，忠奸对比，古今相映，爱憎分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朱惺公对汪精卫尤其深恶痛绝。当汪精卫由日本特务保护来到上海时，他就在《夜光》副刊上刊载了署名陈剑魂的《改汪精卫诗》，对汪精卫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判与鞭挞，剥开了大小汉奸们津津乐道的汪精卫“英雄历史”的画皮。汪精卫的原诗，是他在清末赴北京行刺摄政王未成被捕后于狱中写的，共四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汪精卫变了，从一个献身革命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无耻的汉奸卖国贼。《改汪精卫诗》则将汪的原诗改成这样四句：
    当时“慷慨歌燕市”，
    曾羡“从容作楚囚”。
    恨未“引刀成一快”，
    终惭“不负少年头”。
    朱惺公旗帜鲜明、尖锐泼辣的抗日爱国宣传在上海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爱国同胞把他编辑的《夜光》副刊当作黑夜中的一颗明星；日伪则把他视作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1939年6月的一天， 朱惺公接到了日伪用“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即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名义发来的一封油印的恐吓信，信中说：今后如朱惺公“冥顽不灵，依然抗日”，在其编辑的《夜光》副刊上继续刊登“反汪（精卫）”的文章，那将对朱“缺席判以死刑”，派员对朱执行“国法”。在这种无耻的威胁面前，朱惺公毫不畏惧，立即写了一篇文章，题曰：《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复所谓“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书》，发表在1939年6 月20日的《夜光》副刊上。他写道：
    这年头，到死能直脊梁，是难能可贵的。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余之所为，必为内心之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余生为庸人，死为雄鬼，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
    日伪对朱惺公威胁不成，就下毒手了。1939年8月30日下午4时许，天气晴朗，夕阳西照，马路上行人不少。朱惺公正在寓所附近河南北路天潼路口的行人道上行走，突然有3名日伪特务窜出， 两名强执朱的左右臂，一名握手枪对准朱的太阳穴进行恫吓。斯文瘦弱的朱惺公面对暴徒，威武不屈，岿然不动。恼羞成怒的特务扣动了手枪扳机，枪响了，朱惺公倒在血泊中，年仅39岁。
    1939年9月1日，在朱惺公遇难的第三天，上海各界代表数百人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会上，上海文化界联谊会送的一副挽联可说是表达了人们共同的心意：
    读书明气节，挽士林之颓气；
    严词斥叛徒，为民族而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