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是中国共产党内德高望重的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其一生经历，颇多传奇色彩。但是对他曾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特别是对他早年曾全面系统地书写了关于南昌起义的著述，却是知之不多或根本不知晓的。
    1927年4至7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对革命者采取了“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血腥屠杀政策，数十万革命者惨遭屠杀。在这个关键时刻，革命者要求得生存，要挽救和复兴革命，唯一的办法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当时党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必须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由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二万余人，举行了著名的南昌暴动。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守敌三千余人，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打响了我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战争的开始。
    南昌起义成功后，成立了以宋庆龄、邓演达（二人均未到）等7人为首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了《中央委员会宣言》，揭露了蒋、汪背叛三民主义、背叛国共合作、屠杀革命群众的种种罪行，号召一切革命者团结一致，继承孙中山革命遗志，“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革命委员会是起义后的政权机关，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共二十五人组成，委员中有：周恩来、叶挺、贺龙、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李立三、彭湃、苏兆徵、恽代英、郭沫若、张国焘等。吴玉章担任首席秘书长。
    吴老是1927年7月15日接到党中央的通知，参加武装起义活动的。这天，他由武汉抵达九江，经与徐特立、林伯渠、刘伯承等决议，为准备起义，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接应我党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完成接应任务之后，立即抵达南昌，与贺龙同住一处。8月1日与周恩来等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的实际领导工作。
    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取道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海口，取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北伐。吴老也随军长征，先后转战江西、广东、福建，直至这年10月，起义军在潮、汕失败。之后，吴老经香港、上海前往苏联，于12月抵达莫斯科，开始了他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一段生涯（学习和工作）。
    吴老抵达莫斯科后，应苏联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的邀请，于12月22日首先在东方大学作关于南昌起义的报告。在报告中，东大的同学向吴老提出了有关南昌起义的种种问题，他还未来得及一一作答，即因严重的痔疮发作而入院治疗。以后他又转到克里姆的萨拉德海滨疗养，在疗养期间，吴老将他的报告底稿加以整理，结合东大同学提出的问题，于1928年5月30日完成《八一革命》这部极为珍贵的著作。
    《八一革命》一书有不少的特征。在这之前，我党参加南昌起义的张太雷、李立三、周逸群、叶挺、刘伯承等同志，也写过一些有关南昌起义的文字，但都是短小和不太系统的报告和回忆，短的不过几百字，长的也不过三、五千字，而吴老的《八一革命》则是洋洋十一万余字。《八一革命》正文共八章，正文前面有卷头语和绪论，正文之后还有三个重要附录，即南北妥协消息一束，“八一革命”行军同志，列宁的履历书。正文的第一章阐述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意义；第二、第三章叙述南昌起义的远因和近因；第四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策略；第五章叙述南昌起义的详细经过；第六章分析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第七章总结南昌起义的影响和教训；第八章为结论。
    《八一革命》一书的重大意义，首先是这部著作提供了有关南昌起义的第一手的、最全面系统的历史资料，澄清了一些有关南昌起义的争论问题，因而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有关南昌起义的历史文献宝库。其次是吴老在这部著作中对当时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有自己的精辟分析。如书中在阐述南昌起义的意义时，指出：“八一革命是中国革命阶级力量转变的一个暴动，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的一幕，在中国革命史上要占最重要的位置。”在分析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时，吴老明确地说：“中国革命直到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带有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性质。因为革命的目的，在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打倒军阀及封建残余使中国得到统一民主与独立自由，而这个目的，现在丝毫也没有达到。所以中国革命的阶级力量，因革命的发展虽然有了几个转变，而中国革命的性质却仍未变更。”吴老的这一论断既区别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又区别党内“左”倾路线的不断革命论，而与后来中共的“六大”及毛泽东在1928年10月所发表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有关中国革命性质的论断是吻合的。书中在总结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时，吴老把没有认识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作为第一条，犯了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这点也是极为宝贵的。本书对三民主义作了深刻剖析，对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本质作了无情揭露，对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作了深刻批判。
    当然，由于当时吴老是“孑然一身来到苏联，毫无参考文件”，写作时“全凭记忆”，书中的若干史实可能也有不周、不准之处。此外由于当时历史的局限性，要求作者像今天一样来叙述和分析南昌起义，也是不实际的。比如书中在阐述当时中国革命的动力时，把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全部排斥在外，这是不正确的；在分析革命的前途时，有“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提法，这种观点很容易滑到“左”的路线上去；对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策略全部予以肯定，也是不适当的。文中大量引用了马、恩、列、斯的论断，这些论断出自当时莫斯科出版的版本，与今天中共中央的标准译本比较，其表述、含意也会有若干的出入。
    《八一革命》一书写成之后，吴老将手稿送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的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的书面报告。吴老在本书的“卷头语”中说，他希望将来有一天“此小册子传布到国内”，而事实是本书送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后，有如石沉大海，不仅在苏联未出版发行，并且也一直未转到国内。本来，吴老的记忆力惊人，可是在他所写的自传和所有的回忆录中，他从未提到过《八一革命》这个手稿，这一点是颇令人深思的。
    1989年9月，我应原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邀请，到莫斯科进行学术访问，在远东研究所、马列主义研究院、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等单位访问了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并在国立列宁图书馆等单位查阅了一些资料。在查阅资料过程中最重要的收获，是经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舍维廖夫的协助，发现了吴老的《八一革命》手稿，但当时只获准复印其绪言、目录和结束语带回国内。回国后我在《中共党史资料》上写了《苏联珍藏有吴玉章的〈八一革命〉手稿》短文，引起李新教授的高度重视。1990年彭明教授访问苏联，遵李新教授嘱，经与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交涉，允许将《八一革命》全文复印，并带回国内。1992年春，吴玉章奖金基金委员会认为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献应公开出版发行，也表示在经济上予以支持，并请彭明教授和我负责对《八一革命》复印稿上模糊的文字及若干错漏之处一一予以校订。6月，《八一革命》这一部在共产国际档案库沉睡了近70年的手稿，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共党史学界、文献研究单位、档案馆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在南昌起义71周年纪念日之际，我们将吴老参加这次伟大起义的前前后后，以及他撰写的《八一革命》介绍给读者，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