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多年中，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无论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都有很多的创新和拓展，对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体系和研究领域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在这些创新中，现代化研究的出现和发展，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其影响所及不仅仅在于具体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的开拓和创新，而且涉及整个近现代史的研究主线和解释体系的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上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下面就编写《中国现代化历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书想到的一些问题，谈几点体会。
    一、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主体线索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政治史为主体，政治史中又以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为主线。近20年来，现代化（或近代化，下同）的线索逐渐渗透其中，并日显突出。
    首先是现代化的概念被广泛运用，学术覆盖面不断扩大。无论是在历年举行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各种学术研讨会中，还是在各种研究著作中，现代化已成为一个最常见、最集中的词汇和主题。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各个重要历史事件和各大历史阶段，大多举行过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或与现代化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在中国近代史的通史性研究中，都已有以现代化为主体线索之一的研究成果和在研项目。在专门史研究中，以现代化为主题，或兼及现代化的成果就更多了。
    其次是开辟了许多与现代化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这些新开辟的研究领域，有的研究对象就是现代化的内容之一，具有较强的现代性，如城市史、法制史、科技史、企业制度史、专利制度史、审计制度史、市民社会史等；有的研究对象具有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变过程的丰富内涵，如教育史、社团史、农业史、社会生活史、区域史等课题。
    再次是一些旧有领域的研究也日益与现代化问题相结合，并引伸出新的研究领域。如政治史研究中的政治制度变革和民主化、法治化问题；经济史研究中的工业化、市场化、商品化、国际化、标准化等问题；文化史研究中的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大众传媒、企业文化等问题；思想史研究中的各种现代化的主张、意识和观念等问题；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争取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民间经济外交和商人外交、中外现代化比较等问题。即使是关于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清末新政、预备立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联省自治等政治事件的研究也不乏以现代化角度加以新的审视。
    复次是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研究成果。除大量的论文之外，专题性、阶段性和通史性的著作不断问世。其中专题性研究的著作，如章开沅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虞和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丁长清、慈鸿飞著《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商务印书馆，2000年）、吴承明著《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等。阶段性研究的著作，如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通史性的著作，如张琢著《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左玉河著《失去的机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再认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如果再加上论文集和港澳台地区的研究成果和国外的有关译著，数量就更多了，研究的领域也更广泛了。此外，还有教材和文艺作品。如史远芹主编的《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是中共中央党校组织编写的教材。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也曾编制播放了多部有关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政论片和专题片。
    最后是形成了一个延及各个年龄层次和各个方面的研究群体。现代化研究作为一种新兴学科，它的研究群体的构成比其他新兴学科研究群体的构成更为广泛。从研究者的年龄结构来说，其他新兴学科的研究群体基本限于中青年学者，而现代化研究则延及老中青三代学者，而且有一些老学者成为积极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如罗荣渠、章开沅是最早的提倡者和发起者；吴承明、彭明是有力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胡绳、刘大年也有赞同的表示。从研究者的从业结构来说，既有研究系统的人员、高等教育系统的人员，也有党校系统的人员、宣传和影视系统的人员。
    在实际研究成果不断问世的同时，在学科理论上也逐渐把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认同面不断扩大。在80年代初期，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只有少数学者，多数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后来随着现代化史研究的进展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现代化史的研究者不断增加，赞同者也逐渐扩大，只是在怎样研究上有所分歧。就是像胡绳、刘大年这样的老一辈学者，也表示可以把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条线索。如胡绳在1990年就指出：“在近代中国前面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注：胡绳：《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90年10月17日。）1995年，他又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再版序言中明确表示赞同用现代化作为近代史的主题之一，并指出了现代化研究方法与阶级分析方法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体内容（注：胡绳：《再版序言》，《胡绳全书》，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卷，第8～9页。）。刘大年说：“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注：刘大年：《当前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刘大年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他们虽然都强调在中国近代史上争取独立、民主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是第一位的，但是也指出争取现代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且两方面是共存和互动的。